兄弟姐妹五人中，白大货算是最幸运的。只有他一直跟着母亲，在母亲的呵护下长大成人。

大货他妈带着他离家出走后，先是在汉口给别人当奶妈子，后来又嫁给了一个在武汉做生意的孝天人。那男人姓万，满脸麻子，据说是小时候出天花留下的。万麻子做生意赚了一些钱，可后来生意不好做了，就带着他们娘儿俩一起回老家，定居在陡岗公社万安村。

他们生下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后，白大货与万麻子之间又矛盾不断，关系逐渐恶化，最终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大货他妈伤心至极。

这个曾经抛夫弃子、罪孽深重的女人，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当然不会重蹈覆辙，重演过去的悲剧。她只好劝大货回白沙铺，去继承她前夫留下的遗产，领白家的门户。

万安村距白沙铺不远，也在瀤河岸边。沿河堤步行，只有两三个小时的路程。白大货找到他父亲留下的破墙烂屋时，意外地遇到了多年没见的姐姐、三弟和外甥女。

亲人相见，自是百感交集，不约而同地哽咽落泪。

素珍和三货在王李村时一直随姑父姓王，大货随母亲改嫁后也不得不随继父姓万，现在回白沙铺了，他们又把姓氏改了过来，随他们死去的生父姓白。白素珍甚至让加枝也改为白姓，不再姓王了。

一度惨遭“灭门”的白家开始复兴，紧锁了多年的“鬼屋”重现生机。白三货把那间有窗户的正房让给大哥，自己则住进了后面没有窗户的小房间。

在正源他爸汤队长的帮助下，他们一家人的户口也顺利地迁移到了白沙铺。姐弟三人同进同出，一起在生产队里出工。加枝有时跟着妈妈，有时跟着两个舅舅，在田间地头玩儿。

每天收工之后，三货去自留地里扯菜，素珍回家洗米煮饭，大货就逗小外甥女。一家四口人在一口锅里搅稀稠。日子似乎有了回暖的迹象，见到了希望的曙光。

大货脑瓜子活泛，人比较聪明，也舍得吃苦做事，但有一个不良嗜好，就是喜欢抹牌赌钱。这毛病是他初中毕业之后养成的。因为没有考上高中，在家里闲得无聊，他就和村里几个同样无事可干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打扑克，抹长牌，推牌九，天天以此为乐，慢慢就嗜赌成性了。回白沙铺后，他很快就结交了一些牌场“战友”，几乎每天都要玩到深更半夜。

为这事，白素珍不只一次地提醒和唠叨，但大货丝毫也听不进去。一个喜欢玩，一个喜欢说，姐弟之间就难免磨牙拌嘴，磕磕碰碰。到年终结算时，两人终于因为领余粮款的事情吵了起来。

他们家有三个劳动力出工干活，年终结算是余粮户，能够领到余粮款。可是，当白素珍去找生产队会计领钱时，会计却说余粮款已经让大货领走了。她找大货要那钱，大货声称用那钱还了赌债。姐弟俩为此大吵了一架，自此之后好几个月互不理睬，如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陌路人。

第二年秋天，因为正源他爸的举荐，白大货到白沙铺小学当上了民办教师。身份发生变化后，白大货就有点儿瞧不起只上过小学的姐姐，尤其难以忍受她无休无止的说教。和牌友们一起打牌时，他经常把姐姐与《白蛇传》中的千年蛇妖白素贞混为一谈，嘲弄白素珍就是一个妖精。

紧接着，白大货恋爱了。女朋友是白沙公社印刷厂的工人，叫沙桂英。沙桂英是白沙铺街上人，她父亲已经离世，唯一的姐姐出嫁后，家里只有一个年迈的母亲。白大货与沙桂英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很快就爱得死去活来，如胶似漆。没出半年，就开始谈婚论嫁了。

结婚的基本条件是房子。可那幢四面透风、摇摇欲坠、破烂不堪的“鬼屋”，哪儿腾得出地方做洞房？在这样了房子里结婚像个什么样子？将来有了小孩又怎么办？

沙桂英不高兴了。

她开始激将白大货：“要不，你倒插门到我家，当上门女婿算了。”

白大货当然不愿意。

回过头想想，他又觉得憋屈：姐姐和三货早年过继给了王李村的姑妈，他们实际上是王家的后人。姐姐是出了嫁的姑娘，三货是过了继的儿子，凭什么回白沙铺抢占房产？我是白家长子，祖宗留下的财产理应由我来继承。

白大货心里不痛快，又不好明说，便用行动暗示。有事没事，他就提起毛笔练大字，在家里的桌椅板凳、扁担箩筐、木桶脚盆和其他各种能够写字的东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宣誓“主权”。

白素珍看在眼里，自然心知肚明。不过，念在姐弟情分上，为了家庭的和睦，她忍气吞声，没有与大货一般见识。

有一天，素珍去拿家里唯一的木脚盆，准备给加枝洗澡，看到脚盆底上赫然写着八个字：只准男用，不得女使！

血直冲她的头顶。

是可忍，孰不可忍？她实在是忍无可忍，一脚揣开大货的房门，指着大货的额头破口大骂。

白大货也不再顾忌什么了，跳起来回敬：“搞烦了，老子点一把火，把屋烧了！”

白素珍气得浑身发抖，抓起脚盆抛到了大门外面……

姐弟俩由路人变成仇人。

这样的日子，让人多么难堪，多么难熬啊！白素珍有时感叹老天爷对她不公平，让她来到这个世界上，又不给她容身之地。亲生父母遗弃，王厚义威逼，现在又是亲弟弟排挤。

赶上“三线”建设工程上马，白素珍找到白沙公社领导，要求去陕西支援“三线”建设。

公社领导说，“三线”的活儿特别累，男人干上十天半个月，就叫苦不迭，女人根本吃不消。

白素珍声泪俱下。说她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饿，不怕脏，什么活儿都愿意干，也绝不会比别人干得差。她还悲泣地诉说着自己的身世，以及无立足之地的现状。

公社领导和在场的人听得眼眶发热，不停地摇头、叹气，对她表示同情。从孝天县来白沙铺检查工作的“三线”工程负责人，破例答应接收白素珍。

白素珍又说，自己还有一个十岁的女儿，必须带在身边。

“这绝对不行！”领导态度异常坚决地予以拒绝，“开什么玩笑！去原始森林开山建铁路，环境那么恶劣，成年人都凶多吉少，小娃娃怎么能去？”

白素珍犯愁了：自己走了，女儿加枝怎么办？

交给三货么？三货老实本分，对姐姐百依百顺，只要把加枝托付给他，三货肯定会尽心尽力地照顾。但是，三货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让他带着十岁的外甥女一起生活，多少还是有些不方便。

至于白大货和沙桂英，自然不能有半点儿指望！

思来想去，白素珍觉得还是让加枝回王李村比较好。那里有加根，有奶奶，有好心的乡亲们。不管怎么讲，加枝还是王家的骨肉。把她送到王李村，不会受外人的歧视和欺负。

就这样，白素珍把加枝送回了王李村。

然后，她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奔赴祖国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和大漠荒野，投身到火热的“三线”建设当中。

成功地挤走姐姐和外甥女之后，白大货又与三弟商量，把家里的这几间土坯房拆掉，改建成红砖瓦房。

“钱呢？建房的钱哪儿来？”三货不解地问。

“钱可以由我和你嫂子去借，但你必须认一半儿的账。”白大货回答说，“将来房子建成后，我们兄弟俩一人一半儿的产权。”

白三货想了想，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老宅确实太破了，下雨到处漏水，刮风四面透风。既抵不了严寒，也挡不住酷暑。如果不拆了重做，大哥在这里结婚也不像样子。

兄弟俩统一意见后，白大货和沙桂英就去找亲朋好友借钱，东拉西扯地弄到了六百元，开始拆旧宅、建新房。

新房建成之后，白大货和沙桂英就开始筹办他们的婚礼。

为了把婚礼办得红红火火，让更多的人见证他们的幸福，当然，也是为了多收些礼钱，两人到处发布消息、送请帖。白沙铺的亲戚朋友自不必说，同生产队的社员、白沙铺小学的老师、公社印刷厂的同事，他们个个都邀请。白大货还专门去万安村请他的生母，去王李村请他的姑妈，给远在陕西的白素珍发电报。他甚至不辞劳苦，历尽艰辛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二弟二货和妹妹素华。二货在肖港公社，素华在陡岗公社，离白沙铺都不是太远——他们的父亲当年并没有把他们送给太远的人家。

多么好啊！借办婚礼的机会，让离散多年的兄弟姐妹团聚，与亲生母亲重逢。白大货无限美好地憧憬着，想起那种久别重逢、亲人团聚的场面，他都激动得心潮澎湃。

不过，他母亲没领他的情，明确提出不参加他的婚礼，只是让他的两个同母异父弟妹去捧场，凑个热闹。这个亏心的女人，不敢面对被她抛弃的子女，尤其害怕见到脾气火暴的大女子素珍。她不希望在大货的婚礼上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免得尴尬，不吉利。

就这样，在那场热闹非凡的婚礼上，姓氏各不相同的七兄弟姐妹第一次得以团聚。当时的场面，比白大货预想的还要感人。

加根他奶得到舅侄儿大货准备结婚的消息，高兴得老泪纵横。白家后继有人，死去的哥哥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高兴之余，老人家又有点儿发愁：送点儿什么给大货作贺礼呢？家里没钱。即使有钱，王厚义也不会给她。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呢？猪才四五十斤，不到出售的时候，食品站不会收。鸡到能值几个钱，老人家又舍不得卖。家里量盐买油、给孙儿加根买铅笔作业本，都指望着母鸡下蛋呢！

老人家为这件事愁了好些个时日。

最后，想到了堂屋神台上的那个座钟上。座钟是她死去的丈夫从汉口买回的，已经用了好几十年。钟的形状如同一块立着的土坯砖，顶部是弧形的。每半个月左右上一次发条，座钟正中的钟摆就会从早到晚不停地左右摇摆。到了整点，还会发出“铛铛铛”的敲击声，隔壁邻墙好几家都能听见。

老人家把座钟从神台上抱下来，拂去上面的灰尘，用一块花布包袱小心翼翼地包好。到了大货结婚的日子，她一手挽着装有座钟的花布包袱，一手牵着孙儿王加根，挪动着缠过的小脚，到双峰管理区搭班车到花园镇，再从花园镇转火车到陆家山，然后步行十多里路到瀤河边，最后坐小木船过河，就到了她的娘家白沙铺。

当老人家郑重其事地从包袱里拿出座钟，交给记账的司仪，并提出算三十块钱记入礼单时，白大货当时嘴巴都气歪了。

他阴沉着脸，显出极不高兴的样子，叫司仪不要收这座钟，让姑妈原物带回去。理由是，这座钟根本就不值三十块钱，二十块钱都没人要！还有，结婚是大喜的日子，送座钟不吉利。送钟的谐音是“送终”，这不是咒他和桂英不长远么？

听舅侄儿这么一解释，老人家非常尴尬。她惶恐不安地表示，自己决没有这个意思！

年幼的加根当时也觉得很没面子，拉着奶奶的衣襟，躲在奶奶的身后，不敢说话，也不敢见人。

三货见此场景，觉得大哥说话不妥当，做得也有点儿过分。他特别同情把他抚养成人的姑妈，就说了几句直话。

结果，兄弟俩争吵起来了。

最后，还是生产队长老汤出面调解。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大货，告诉他“礼轻情意重”的道理。

白大货这才没有继续发飚，咕噜了几句，让司仪收下了这座钟。

白大货和沙桂英的婚礼办完之后，白三货参加白沙公社建筑队，到武汉干泥瓦匠打小工去了。

转眼过去了一年。十月怀胎的沙桂英生下一个儿子。

几乎在他们喜得贵子的同时，又从白沙公社建筑队传来噩耗：三货在武汉遇车祸身亡。

大货把月子中的沙桂英和刚睁开眼睛的儿子托付给丈母娘，心急火燎地赶往武汉市。

据三货的工友讲，周末建筑队放假，他们在市郊乘车，准备进市内去逛一逛。当时，公交站候车的人很多。公交车进站时，没有停车，而是一边滑行，一边开门上下乘客。三货和蜂拥而上的乘客们一起，跟着汽车跑了好几十米。他刚抢上踏板，挤进了半个身子，车门就关了。三货的右手臂和右腿被车门夹住了，进又进不去，下又下不来。司机竟然不理会售票员的叫喊，继续开车行走。跑了好几分钟，到一个拐弯处，把三货甩下了汽车……工友们把三货送到武汉协和医院，抢救了几个钟头，最后还是咽气了。

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大货当然很生气。他来到负责处理交通事故的公安交管部门，要求追究肇事司机的法律责任。

交警告诉他，肇事司机该不该承担法律责任、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应该由交通管理部门认定，当事人说了不算。双方当事人能够做的，主要是对经济赔偿的事情达成一致意见。按规定，双方谈判时，死者的配偶或者直系亲属必须到场。由于白三货尚未结婚，没有配偶和子女，谈判必须让他父母来，兄弟姐妹都不算数。

既然是这样，大货又乘车前往陡岗公社万安村，扶着老母亲重返武汉市。

在路上，母子俩就商量好了要求对方赔偿的金额，无论如何也不能少于一千元。进入实质性谈判后，公交公司觉得他们是狮子大张口，拦腰还价，只答应给五百块钱。最后在交警的调停下，赔偿金额确定为六百元。

因为急于拿到钱，大货母子俩并没有提出追究肇事司机的刑事责任。他们很清楚，这事一旦涉及刑事责任，战线就会拉得很长，时间就会拖得很久。如果等白素珍参与其中，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他们有可能一分钱也得不到。所以，他们只要钱，其他的什么要求都没提。

带着六百元现金和三货的骨灰坛，母子俩就打道回府了。白大货回白沙铺之后，再才发电报给白素珍，通报三货死亡的噩耗。

白素珍在“三线”的工作岗位是广播员兼打字员。

对于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她来讲，面临的挑战还是挺大的。每次接到批准广播的稿子，她都要一遍又一遍地试读。不会认的字，就查字典注上汉语拼音，反复练习，直到能够熟练地背诵下来为止。打字更是细致活儿，为了熟悉铅字的位置，她经常通宵达旦地排版。

功夫不负有心人。

她从零起步，才两三个月时间，就干得像那么回事了，时不时得到领导的表扬。工作让她有了成就感，让她的生活变得充实而且有意义。不过，紧张的工作并不能减轻她对亲人的思念。

每个月领到工资，交过生产队的副业款，留下必要的生活费，她就会去给养母及两个儿女买东西，通过邮局寄到王李村。邮给养母的是白木耳和冰糖，邮给加根加枝的有铅笔、作业本、字帖、毛线衣……

在陕西的深山老林里呆了两年多，白素珍所在的孝天县民兵师又转移到湖北省宜昌市，参与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设。

她依然是广播员兼打字员，但事情明显减少了，不像以前那样忙得不可开交。加上工作和生活在城市里，条件也大有改善，她又想到了把女儿接到身边来。带着试试看的心理，她大着胆子向孝天县民兵师领导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结果领导竟然答应了！

白素珍喜极而泣，高兴得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更让她兴奋的是，加枝在宜昌上学读书的学校很快也联系好了。

本来，这是一件困扰了她好长时间的难题：加枝没有宜昌户口，这里的学校不可能接收“黑户”学生。正在她为此焦虑万分、甚至感觉一筹莫展的时候，又听到一个好消息。在参与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的基建工程兵某部，开办有一所部队子弟学校。这所学校随部队迁移，流动性较强，对学生的户籍要求不那么严格，可以接收插班借读的学生。

白素珍到部队子弟学校确认这个消息后，就向领导请了假，回王李村接女儿。

这事却遭到了王厚义的阻挠。

王厚义原本以为，白素珍把加枝放在王李村，是回心转意的信号。只要加枝在身边，他们就有破镜重圆的可能性。没想到，白素珍现在却要把加枝接走！

两个早已分道扬镳的冤家，再次在王李村大闹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