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杨岗街上，方红梅就开始逐家逐户地询问，希望找到一个认识杨保胜或者知道杨保胜家住址的人。

这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从新街问到老街，问了不下二十户人家，才走进杨保胜的家门。

杨保胜身穿一件红背心，手里提着毛笔，正在堂屋里练习写大字。见到方红梅，他又惊又喜，忙不迭地把来者介绍给母亲和姐姐。他母亲赶紧搬凳子让座，他姐忙着端茶倒水，表现得异乎寻常的热情。

虽然毕业分手只有半个月时间，老同学相见还是激动万分。加上杨保胜与王加根是好朋友，方红梅对他更多了一份信任，感到格外亲切。他们回忆师范学校的校园生活，谈论其他同学和老师的趣闻轶事，介绍离校后十几天的感受，预测分工结果，展望参加工作后的前景。两人谈兴正浓的时候，保胜他姐从厨房里端出来一碗糖水荷包蛋，搁在堂屋的八仙桌上，招呼方红梅上座过中——这是当地人午饭前招待客人的礼节。

客随主便。方红梅道了声谢，就不客气地坐在了八仙桌旁。她拿起筷子正准备享用时，突然记起加根给她讲过的“杨岗规矩”：如果到别人家做客，吃糖水荷包蛋时，不要全部吃完，应该留一些，特别是主人家里有老人或者小孩的时候。

碗里一共有四个荷包蛋，如果按照方红梅的饥饿程度，完全可以干掉。出于礼节，她只吃了两个，就放下筷子，不准备再吃了。

杨保胜见此，大惊失色，慌忙劝她全部吃完。

“我真的吃不下，已经饱了。”方红梅客套地推辞。

“不行！那你至少再吃一个。”杨保胜用命令的口吻说，并且不停地对她使眼色，急得汗都快冒出来了。

方红梅满腹狐疑，只得老老实实地再吃了一个。

杨保胜这才把剩下糖水和荷包蛋端进厨房。

为什么不能留两个荷包蛋？这事让方红梅非常纳闷，但也不好意思询问。后来她才知道，按杨岗规矩，留两个蛋有骂人的意思。

杨保胜得知方红梅想去双峰山玩，自然非常高兴。同时，心里又有点儿疑惑：她为什么不等王加根从河北回来后再一起去双峰山呢？毕竟加根是她男朋友。而且王加根家距双峰山更近，她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地来找我呢？未必……

看杨保胜想入非非的样子，方红梅马上向他解释原因，把她父母的无理要求以及她来这里的缘由详细讲了一遍。

“在杨岗中学阅中考试卷？完全没有听说呢。”杨保胜也觉得蛮蹊跷，拿不准在这事是真是假，大大咧咧地说，“蛮简单，我去杨岗中学看看就清楚了。”

方红梅笑着打破：“没必要。这事一听就不靠谱，何必白跑一趟？”

“杨岗中学离我家很近，走路的话，去来也就半个小时。我到隔壁去看看能不能借到自行车。”杨保胜热心快肠地说，“你在我家坐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

杨保胜不由分说地出了家门。过了二十分钟的样子，他又推着自行车回来了。进门时，脸上现出诡异的笑容。

“杨岗中学只有高三学生在补课，没看见改试卷的人。”

“叫你不去你偏不听。我知道这就是谣言。”方红梅嗔怪道。

“没事啊！正好借到自行车，待会儿去双峰山用得上。”杨保胜说，“我骑车带你到双峰管理区，把自行车存放在双峰中学，再空手徒步去爬山。”

吃过午饭，方红梅又改变主意，说不去双峰山了。因为她上午从周巷走到杨岗，腿酸脚疼，已经很累了，下午根本就爬不了山。

“没关系。那今天下午你休息一下，晚上好好睡一觉。我们明天再去呗。”杨保于是建议道，“去双峰山半天时间也有点儿紧张。我们一般是早上去，傍晚回来，得一整天时间。”

“不了。我出来已经两天了，家里都在等我的消息，肯定着急坏了。”方红梅说，“我下午直接回家。双峰山以后再去，有的是机会。”

杨保胜听她这样讲，也不好强留，于是推上自行车，送她去杨岗汽车站，坐长途汽车前往孝天城。

在孝天县汽车站下车时，已经到了下午四点半，开往方湾公社的长途汽车收班了。方红梅思家心切，决定从孝天城步行回方湾。

出孝天城区，过瀤河上的河口大桥，进入一条十来米宽的土石公路。公路两旁，碗口粗的白杨树直插云霄，宽大的树叶在秋风中哗哗作响。放眼望去，一望无际的田野上到处是正在插秧的农民。点缀在平原上的村庄里，炊烟从各家各户的房顶袅袅升起，像白色的绸带在夜色中飘动。走了个把钟头，方红梅就腿脚酸软，感觉有些吃力了。回想起这两天的白跑，她又在心里埋怨起爸妈来。

“我已经说过小道消息不靠谱，十有八九是骗人的。你们偏不听！好在我没有听从你们的意见，给王加根发电报。要是他千里迢迢地赶回，又是这么一个结果。他怎么看待我们一家人？”

因为始作俑者是周东明，她又骂起昔日的班主任。心里尚存的对周东明的好感消失殆尽，变成为鄙视、愤怒和仇恨。

为人师表，周东明怎么能做这种下三烂的事情？

回到菜园子村的家里，已是晚上七点半。一进家门，她就嚷着叫着要吃饭，说自己快饿死了。

方母赶紧往厨房跑。

方父则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眼巴巴地等待她通报“出使”杨岗中学的情况。

“什么狗屁重要情报！周东明是骗你的。又不用脑子想想，就跟三岁的小孩一样！”方红梅一肚子委屈，把气都撒到她爸身上。

方父听到这儿，难免有些失望。不过，他没有像女儿那么偏执，仍然在为周东明辩护：“人家周老师也是好心。”

“什么好心？他就是巴不得看我们家的笑话！”

方父不作声了。

犹豫了一会儿，他小心翼翼地对大女儿说：“今天上午，我让敬文给加根发了电报……”

方红梅一听就火了，又急又恼，气得哭了起来。

“你们能不能尊重我的意见？顾及一下我的感受？你们能不能设身处地为王加根想一想，不要只是为了满足你们的需求？自私自利！总是只想到你们自己！”

嚷着，吼着，叫着，泪如泉涌。她再也没有食欲了，吃不下任何东西，气呼呼地跑进卧室，倒在床上伤心地痛哭。

“加根收到电报会怎么想？说不定以为我病了，他该有多么着急！还有他母亲，会不会更加生气？唉，都怪两个老的，怎么就这么固执和自私呢？我真不该把加根的地址告诉他们。快天亮吧！天一亮，我就再发一份电报，叫加根不要回来。”

第二天上午，方红梅又到方湾邮局，发电报让王加根“勿回”。

两份内容矛盾的电报接连发出去之后，又等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王加根的音讯。

方红梅感觉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暑假期间，邮差隔三差五光临，生产队干部和邻居偶尔也会送信到她家里。每次有来信，她都以为是王加根的，但每次都让她失望。这些写信给她的人，有周哲凡、宋双清和孝天县师范学校的其他同学（好多她都不认识），还有曾经的高中同学，就是没有她盼望的那个人寄来的。从杨岗回来之后，她几乎天天晚上失眠，夜夜以泪洗面，枕头上总是打湿一片。回想起与加根相识、相知、相爱的所有细节，不明白亲爱的人为什么不给她写信。

是他忙于学习，忙于与兄弟姐妹们交流，没有空闲么？哪怕是写三两句话也行啊！是他妈不准他写信么？但白素珍是有工作的人，不可能总在家里守着。他完全能够趁他妈上班不在家的时候写信呀！是他觉得对我无话可说，不愿意给我写信么？不！绝对不会！他肯定有千言万语要对我倾诉。未必是他听从了母亲的劝告，或者屈服于母亲的威逼，决定背信弃义，与我断绝往来？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成全他，再也不理他了。不为他牵肠挂肚，把他完全彻底的忘记掉。

转眼七月就过去了。

八月份一到，中考成绩出来了。家里的两个考生都没有达到中专录取分数线，敬文过了重点高中线，腊梅只过了普通高中线。

按说，这个成绩不算太差，但由于期望值过高，一家人表现得不怎么快活。尤其是腊梅，整天哭哭啼啼，说她的分数肯定搞错了。

方父又开始发指示，要大女儿去找腊梅的班主任，以方湾中学的名义去孝天县文教局查分数。方红梅左右为难，因为这种查询大多不会有什么结果。腊梅的班主任又是个“半边儿户”，家里正忙着插秧，哪里抽得出时间去孝天城？

她不想去跑，可方父又固执己见。

父命难违。谁让你是家里的长女呢？

方红梅只好买了两瓶水果罐头，拉上大弟敬文，趁着夜色，摸黑找到腊梅的班主任家里。打着赤脚、满身泥巴的班主任听说要查询中考分数，推说这是公社文教组出面才能办到的事情，建议他们去找方湾公社文教组干事。

第二天一大早，红梅又和敬文一起，提着两瓶水果罐头，来到方湾公社文教组干事家里。文教组干事以为方红梅是为她分工的事情来的，询问她有哪方面的专长，适合于教哪门课程，希望去哪所学校，个人对分工有什么想法……

天啊，她整天为弟妹的事情东奔西走，根本没想过毕业分工。

毕业前夕，她和王加根也讨论过毕业分配，但两人都比较低调和悲观。王加根唯一能够指望上的，就是班主任汤正源——名义上的干舅舅。

汤正源听过他们的要求，表态非常直白：“孝天城和花园镇想都别想！最好的结果，就是去一个条件稍微好些的公社。能不能与方红梅分配在一起，只能听天由命！这种要求绝对不能向学校领导提。如果提了，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汤正源的谆谆教诲，让王加根和方红梅受益匪浅，也对毕业分配彻底丧失了信心。他们不再幻想分配到什么好地方，只要有地方上班，能够参加工作就行。分配不到一块儿也没有关系，将来再想办法往一块儿调。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现在，方湾公社文教组干事主动提到这件事情，方红梅只得笑着回答，自己比较喜欢语文。至于工作单位，当然离家近一点儿比较好，方便照顾家里。

聊完毕业分工的事情，她才道明了来访的真实意图。

文教组干事答应派人去复查腊梅的分数，同时也表明，这种查询就是走过场，不会有实质性效果，还是做好上普通高中的准备。

回到家里，一家人就开始讨论腊梅是去读普通高中，还是留在初中复读一年的问题。要是读普通高中，将来考上大学的希望渺茫。而要是在初三复读，腊梅又没有学籍档案。如果以“黑户口”参加中考，又面临着被举报的风险。学籍档案弄虚作假，则有可能被取消考试资格。即使侥幸参加考试，中专和重点高中也不会录取。

“要是红梅能够分配在方湾中学教书，腊梅复读就没了什么凶险了。”方父这样推断，“教师的弟弟妹妹，学校肯定会出台优惠政策，在学籍档案方面予以关照。”

方红梅没有搭腔。她能否分配到方湾中学尚不确定。就算能够分配到方湾中学，学校会不会出台相关政策，她也不是很清楚。

正在一家人为腊梅的事情而纠结的时候，终于收到了王加根的来信，而且同时来了两封，其中有一封是挂号信。

方红梅激动得小心脏都快蹦出来了。

撕开第一封信，是王加根接到两份电报之后写的，主要是询问她家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发出两份内容相互矛盾的电报。

再撕开那封挂号信，写信和邮寄的日期居然是在一个月之前——也就是王加根到达河北的第二天！

方红梅的泪水又漫出了眼眶。邮局怎么会这样？一封挂号信居然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那封平信反而更快一些。

王加根在信中一如既往地表达了对方红梅的思念和爱慕，丝毫也没有变心的苗头。那些甜言蜜语，犹如一股清风，一缕阳光，驱散了这段日子笼罩在方红梅心头的阴影。她欣喜若狂，又愧疚万分。真不该胡思乱想、胡乱猜测的！让亲爱的人背了那么多黑锅，挨了那么多的埋怨和咒骂。

想起这些，方红梅暗自笑了。笑过之后，泪水又从眼眶里涌了出来，在她憔悴不堪的面颊上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