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想起自己失败的第一次婚姻，白素珍心里就五味杂陈。

怪谁呢？全都是命。

如果姑父没有死得那么早，王厚义就不可能来王李村。如果她多一点自我保护意识，不单独和王厚义一起进山打柴，她就不会被□□。如果不是因为意外怀孕，她就不会同意与王厚义结婚。如果王厚义心胸开阔一点儿、脾气温和一点儿、对三货好一点儿，她可能会与他凑合着过下去，不会那么铁了心要离婚。如果不是养母逼她复婚，她就不会赌气离开王李村。如果她不离开王李村，王厚义就不可能拆掉王李村的老宅……

这么多“如果”，只要有一个没有成真，就不会弄成今天这个局面。遗憾的是，所有的“如果”都变成了现实——这就是命。

离婚后回到白沙铺，素珍、三货和加枝得到过那么多人的帮助。特别是生产队长——汤正源的父亲，不仅帮他们上户口，分工派活时，对白素珍也格外关照，还把喂养耕牛的差事交给三货，让他也能够挣工分。

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

白素珍满怀感激，慢慢开朗起来，有时还咿咿唔唔地唱几句歌，哼她最喜欢的“洪湖水，浪打浪”。回到家里，加枝就是她的寄托和希望。她要加枝喊她“姨”，教加枝认字、数数、唱歌、做游戏。

三货的瘌痢完全好了，长出了一脑袋黑油油的头发。除了放牛和照看外甥女，他还抽空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

历尽苦难，一家人总算过上了安宁的日子。

这期间，白氏来过白沙铺好几次，劝他们回王李村。不与王厚义复婚也行，只要和她在一起，和加根在一起。

老人家的哭诉无法打动白素珍。好马不吃回头草。她说什么也不回王李村，决心就这么在白沙铺生活下去。

后来的日子里，她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对儿子的思念。有时想得实在没办法，她就把加枝托付给三货，自己一个人去王李村。走在路上，想起王李村的儿子和白沙铺的女儿，素珍总是泪流满面。当她脚上打起血泡，精疲力竭地赶到王李村时，迎接她的，往往是王厚义的辱骂，以及惨无人道的毒打。

王厚义不准她与儿子见面。

一看到她抱着加根，王厚义就拼命地从她手里抢走。闹得鸡飞狗跳，大人小孩儿哭成一团。

接二连三这样，素珍确实被王厚义打怕了。再到王李村时，看到那栋气派的“厅屋”就胆颤心寒，没有勇气走进去。踌躇犹豫过后，只好转身离开，前往好朋友李艳红家里。

她让李艳红偷偷地去报信，或者想办法把加根带过来。

李艳红也是王李村人，从小和素珍一起长大，一起上学。小时候，她们形影不离，无话不说，好得如同一个人，是可以割头换颈的朋友。李艳红结婚比白素珍晚几年，嫁给了同村的王青松。王青松在杨岗中学教书，上班时住校，周末才回王李村。

就这样，李艳红和王青松的家就成了白素珍到王李村的中转站和避风港，成了她和儿子加根见面的地方。

不过，六十多里的田间小路跑来跑去，白素珍也实在累得够呛。有时心里想念儿子，却完全没有力气走那么远的路。懂事的三货看出了姐姐的愁肠，自告奋勇去王李村接加根。

三货只有十三岁，往返跑一百多里路，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有一半儿的路程上，他还得背着加根走。

有一次，三货背着加根横穿一个村庄时，一条大黄狗突然向他扑过来,撕破了他的裤子，把他的小腿咬得鲜血直流。三货强忍疼痛继续赶路，嘱咐加根到家后不要告诉白素珍。

加根懂事地直点头，可一见到妈妈，还是忍不住说出“三舅被狗咬了”的实情。

家里人又哭作一团。

王加根一天天长大。上小学的时候，到了寒暑期，他就吵着闹着要去白沙铺。王厚义不准，他便深更半夜偷着往那里跑。

他事先收好父亲抽旱烟用的麻杆和火柴。动身的前一天晚上，总是兴奋得整夜睡不着觉。

鸡叫三遍，他便摸黑穿衣起床，从熟睡的奶奶身边溜过。轻轻地打开房门，蹑手蹑脚地走过堂屋，走过天井旁的过道，走过黑咕隆咚的巷子，轻轻拉开大门的门闩。出门后，再小心翼翼地把门带上。然后，就沿着通往村外的公路快步疾行，时不时还小跑一阵儿。

直到进入田野，他才放慢脚步。路上看不见一个行人。除了青蛙的鼓噪，听不到任何声音。四周静得碜人，但加根除了害怕被父亲抓回去以外，还来不及考虑其他的危险。到了双峰管理区，上了孝花公路，耳朵里听到的脚步声，比之前要清晰和响亮得多。

他老是觉得身后跟着一个人。蓦然回首，除了道路两旁黑黝黝的松树林，又什么都没有。为了给自己壮胆，他轻声地唱着歌儿，还用火柴点燃麻杆，挥舞着划圈儿。

加根听奶奶讲过，豺狼之类的野兽是怕火的。只要有火星在自己的身边晃动，凶猛的野兽就不敢靠近。他就这样用带有火星的麻杆儿开路，气喘吁吁地前行。

待晨曦初露，路上有了行人，加根便如出笼的小鸟，朝着白沙铺的方向飞翔。只要看到那银带一样的澴河，他就心花怒放。而一旦投入妈妈的怀抱，又泣不成声……

从王李村到白沙铺，从白沙铺到王李村，在这六十多里的田间小路上，留下了加根和白氏、素珍、三货和加枝的多少脚印，洒下了多少泪，融合了多少情啊！

曾经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白素珍离开王李村时，王加根才一岁半，还没有断奶。按说，这么小的婴儿应该跟随妈妈，可白素珍带走的，为什么是三岁的女儿加枝呢？

一种说法是，白氏和王厚义不让素珍带走加根。他们都指望这个“带把儿”的小家伙为王家传宗接代，延续香火。还有一种说法是，白素珍主动提出留下加根，目的是让儿子将来继承王家的祖业，免得祖上留下的“厅屋”落入他人之手。

王加根虽说在父亲身边长大，但他从小就不喜欢厚义，同情和支持的天平，一直倾向于妈妈白素珍。他之所以如此爱憎分明地厚此薄彼，与大人的教育和影响息息相关。特别是白素珍，在他的整个成长过程中，一直没有放松对他进行“仇父教育”。

当然，王厚义也一直对他进行类似的“仇母教育”。

如果发现加根跟素珍亲，王厚义就凶神恶煞地怒骂、斥责，或者苦口婆心地开导和教育。他叫加根要懂事，要争气，好儿不理下堂母。既然白素珍这个狠心的女人不要你，你就应该对她充满仇恨。不吃她给的东西，不穿她做的衣裳，把她纳的布鞋用斧头剁成两截儿，扔进池塘里……但王加根只听妈妈的，而把父亲的话当成耳边风。

在夺子较量中，王厚义输得一塌糊涂。

白素珍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就是与儿子保持书信联系。用纸和笔冲破时空的阻隔，拉近与加根之间的距离，进而牢牢地控制儿子的思想情感。她让儿子爱她之所爱，恨她之所恨，与她的人生价值取向及爱恨情仇，保持高度一致。

早在加根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白素珍就鼓励儿子给她写信，并托付闺蜜李艳红作为儿子的“启蒙老师”。

李艳红教加根书信的格式，教加根如何写信封，告诉加根称谓长辈时应该用“您”，而不应该用“你”。

王加根在艳红姨和青松叔的辅导和帮助下，逐步成长为写信能手。当然，他那时的通信对象，只有白素珍一个人。从白沙铺到陕西“三线”，从宜昌到到河北迁西，白素珍走到哪里，王加根的书信就会跟到哪里。

王厚义也意识到了如此频繁的书信往来存在的风险隐患，曾试图阻止加根与他妈联系。除了苦口婆心地劝告，他还动用自己身为生产队长的权威，找到本村一位在小学教书的女教师，让她私自扣留白素珍写给加根的信件，带回来直接交给他。

很长一段时间，王加根完全收不到白素珍的回信。可艳红姨告诉他，母亲一直在给他回信。王加根这才意识到这事与他父亲有关，因此非常愤怒。万般无奈，他只有让妈妈把信邮寄给艳红姨，再由李艳红转交给他。

这种转交麻烦死了！他得经常去李艳红家里询问。李艳红收到信后，也只有瞅合适的机会，偷偷摸摸地交给他。他还担心这事让父亲知道了，艳红姨受牵连。

在烦恼和苦闷中煎熬了一段日子之后，这个聪明的小学生终于想出了一个对付父亲的好办法。他写信告诉妈妈，回信不再往艳红姨那儿寄了，还是寄到学校，收信人的名字写成他最要好的一个同学，再由那个同学把信转交给他。为保险起见，他还嘱咐妈妈不要写寄信人地址，直接写成“内详”。

童年时的王加根，一直把妈妈的话看作金科玉律。那真是说一不二、说东不西啊！他十一岁那年，刚刚改嫁的白素珍不声不响地来到王李村，与儿子在李艳红家里见面。

白素珍告诉儿子，她和加枝马上就要去河北迁西。她希望加根能够跟她们一起走，加入那个新家庭。

“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河北吗？”白素珍盯着儿子的眼睛问。

王加根满眼是泪，抿着双唇，头连点直点。

白素珍于是告诉儿子应该怎么做。她怂恿儿子去孝天县法院，找一位姓何的院长，表明自己不愿意跟王厚义一起生活，要求跟随母亲。

“过了十岁，你就可以算作半个成年人。具有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也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白素珍有理有据地告诫加根，“法院会尊重你的选择的。你就说王厚义经常打你、骂你、虐待你，不给饭你吃，不给衣你穿，说他在外面乱搞男女关系，不关心照顾你。你坚决要求离开父亲，跟母亲一起生活。如果法院不答应你的要求，你就不吃饭，扬言饿死在法院里。”

王加根不住地点头，把妈妈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

当天下午，白素珍把加根带到杨岗公社街上，一起住进了杨岗旅社。她为儿子买好去孝天城的车票，耳提面命，教儿子怎么说，怎么做。最后，满怀期望地把他送上了长途汽车。

“我在杨岗旅社等你的好消息。祝你马到成功！”白素珍挥了挥拳头，算是为儿子打气加油。

因为有母亲的坐镇指挥，王加根对告状充满了信心。

他到孝天城之后，根据妈妈描述的路线，找到了孝天县法院。

望着法院大门上方的国徽，以及大门两边威风凛凛的石狮子，他的两条腿如筛糠一般哆嗦发抖。

接待他的是一个精明干练的小伙子。见一个十来岁的小孩来告状，而且话没出口就直抽泣，那个小伙子不停地叹息“可怜可怜”。

小伙子倒了一杯热开水给加根，又在一个黑封面本子上详细记录着。最后，他还根据加根的要求，找来了白素珍提到的何院长。

何院长弄清楚情况后，简单地问了几个问题。他一直面带微笑，显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何院长问：“是谁让你来法院的？”

“我自己来的。”加根按照妈妈教的回答。

“那你怎么知道我姓何？”

“我向别人打听的。”

何院长意味深长地笑笑。然后转移话题，问加根是什么时候到的孝天城，吃过饭没有。并且从口袋里掏出餐票，叫加根先去法院食堂里吃饭。

“不！”王加根斩钉截铁地回答，“如果你们不答应我的要求，不解决我的问题，我就不吃饭，饿死在法院里！”

何院长听到这里，简直惊呆了。

他停顿片刻，突然露出恼怒的表情，厉声吼道：“你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再在这里胡闹，铐起来丢到牢里去！”

负责接待的小伙子先是有点儿吃惊，但很快就领会了领导的意图，也表现出生气的样子，还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副亮铮铮的手铐。

王加根吓得哇哇大哭。

何院长吩咐那个小伙子骑自行车送加根去县汽车客运站，买好车票，让他返回了杨岗公社。

王加根回到白素珍坐镇指挥的杨岗旅社，意外地见到了眼睛又红又肿的李艳红。

李艳红哽咽着说，因为加根突然失踪，王厚义认定是她伙同白素珍搞的鬼。这个失去理智的男人，手持菜刀找到李艳红家里，破口大骂。甚至扬言，如果不交出加根，他就杀她全家。

王青松和李艳红夫妻俩吓得面如土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