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珍吓坏了，让三货背起加枝，一路小跑前往白沙铺卫生院。
医生给加枝打了针，开了药，就让他们回家，说是到了晚上就会好些的。
回家后，素珍严格遵照医嘱给女儿喂药，又煮了绿豆稀饭，喂给她吃。可加枝吃过药和绿豆稀饭之后，不仅没有退烧，还开始呕吐，把吃下去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她仍然昏迷不醒，不时胡言乱语。天将黑的时候，可怜的加枝浑身抽搐起来，口吐白沫，颈部和背部僵硬，头向后仰，整个身体向背后弯曲得像一张弓。呼吸有时急促，有时细微，几乎感觉不到脉博。
素珍以为女儿死了，痛不欲生地号啕大哭起来。
哭声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大家劝素珍赶紧送孩子去医院。
“白沙铺卫生院肯定不行，这个钟点儿医生都下班了。就算有医生值班，水平也不怎么样。像这种大病根本就看不了，最好还是去孝天城或者花园镇的大医院。”有人建议。
白素珍觉得有道理。
她赶紧从摇篮上取下竹筐，铺了床小被子里面，让加枝躺在竹筐里。再用一根粗绳子系住竹筐，找出家里的扁担，和三货抬起竹筐就往陆家山火车站跑。
夜色中的江汉平原是如此安宁和静谧，可奔走于江汉平原田间小路上的素珍姐弟俩，又是那样的心急如焚。路凹凸不平，还有数不尽的沟沟坎坎，姐弟俩相互提醒，互相鼓励，以最快的速度向十二里外的陆家山火车站奋力前行。
虽然没怎么讲话，素珍的脑子却一刻也没闲着。好好的，加枝怎么就病了呢？女儿得的究竟是什么病？她会不会是被吓着了？
前段日子，夜深人静的时候，素珍常会听到门外和窗前有可疑的脚步声，甚至发现有人爬上她家的房顶，扒开屋瓦，用手电筒往她和加枝睡觉的房间里面照，吓得她躲在墙角，浑身瑟瑟发抖。素珍大着胆子叫骂，外面就传来男人□□的笑声和口哨声。
为人怎么这么难啊！
要是加枝有个三长两短，素珍也不想活下去了。可是，如果没有了她和加枝，三货怎么办？素珍想起这些，泪水汹涌地冲出眼眶，在脸颊上静静地流淌。
晚风习习。身边的澴河流水淙淙。附近的乡村鸡鸣犬吠。
到达陆家山火车站时，姐弟俩的衣服全部被汗水浸湿，落汤鸡一般。他们把加枝放在候车室门口，前往问询处打听。
工作人员回答说，南下去孝天城的火车刚刚开走。
“北上去花园镇的火车呢？”白素珍焦急地问。
“今天没有了。所有在这儿停的慢车，都得等到明天。”
听到这里，素珍和三货几乎同时哭了起来。
值班民警和火车站工作人员围了过来。问明情况，看过竹筐里奄奄一息的加枝，大家都摇头叹息，表示无能为力。如果等到明天，加枝肯定没希望了。说不定，晚上就可能咽气。一条鲜活的生命，就将永远告别这个美好的世界。
生命这般脆弱，现实如此残酷，真的叫人难以接受！
“沿铁路往北走一两里路，有家铁路职工医院。你们可以去那儿看一看。”情急中的值班民警突然想到了这条路，“反正找不到其他的办法，不如死马当成活马医。”
绝望中的白素珍如同抓到一根救命稻草。她马上拉起流鼻涕抹泪的三货，抬起加枝就走上了铁道，向北去找寻铁路职工医院。
那是一家小得不能再小的医院。严格地讲，只能算一个小诊所。医院虽小，却住满了病人。病房床位一个不剩，医院门口还临时搭起了几个帐篷。病人几乎全部是小孩子，得的都是流行性脑膜炎。
医生检查了一下加枝的病情，初步诊断为流行性脑膜炎。并且说，这种病目前在很多地方肆虐，已经有成千上万的老人和儿童被它夺去生命。医生坦言，没有哪家医院有十足的把握治好这种病。他们这里收治的病人，有三分之一没有抢救过来。鉴于加枝病情危重，他们建议还是去大医院。
白素珍扑通一声双膝跪地，哭着哀求医生救救她的女儿。并且保证，出了任何问题，都不会找医院的麻烦。
医生见此，也不好说什么，救死扶伤是他们的职责。既然患者家属如此恳切，他们也不可能将病人拒之门外。他们按规定出示《病人亲属承诺书》，要求白素珍在上面签字，按手印。
签订了“生死文书”，加枝才被送到医院大门口的帐篷里。医生让他们把加枝抬到木板床上，先做皮试，然后开始打吊针，源源不断地滴注青霉素和氯霉素。
第二天凌晨四点钟，一直昏迷的加枝居然醒过来了。
接着输了一天液，加枝的烧也退了，体温趋于正常。
医生嘱咐，要让孩子多喝水，可以喂些西瓜汁和罐头。
白素珍一丝不苟地照办。她和三货轮流守护着加枝，熬过了漫长的三天三夜。
加枝终于活过来了。在她闯过“鬼门关”的同时，有两个小病友不幸夭折，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据医生讲，脑膜炎可引起脑膜粘连和大脑实质性损害，将来有可能出现后遗症。诸如颅神经麻痹、失明、听力障碍、肢体瘫痪、癫痫及智力减退这些毛病。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病症在加枝身上并没有发生，或者说，表现得不是特别明显。她的听力、视力、嗅觉、灵敏度、智力都比较正常，中小学阶段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在白热化的高考竞争中，她还以部队子弟学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重点大学。
白素珍和老马结婚后，又生了一个女孩。这就是他们爱情的结晶和见证——小女儿马颖。生下马颖后，白素珍就没有上班了。在家里相夫教子，担当五个孩子的妈妈，其艰难可想而知。
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只有老马的工资。靠那几十块钱，肯定养不活这么大一家子。素珍于是在自家小院子里种菜和养鸡，做到大部分蔬菜和鸡蛋不用掏钱到市场上去买。即使上街买东西，她也总是精打细算，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她从来不在农贸市场刚开集时去凑热闹，而要等到快散集的时候，再去购买那些最后的剩货。她抓住农民急于回家的心理，提出“扫篮儿”或者“包圆儿”的要求，价格自然要比刚开集时便宜许多。
安排一家人衣食住行，照顾一家人吃喝拉撒，已经够白素珍操心的了。她还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处理和化解孩子之间的矛盾，努力做到不偏不倚。毕竟，家里的五个孩子是组合到一块儿的。马杰、马红、马军非她亲生，但同父同母。马颖是她亲生，又与前面三个小孩同父异母。加枝与马颖同母异父，与前面三个小孩既不同父，也不同母。血缘关系如此错综复杂，导致家庭矛盾重重。经济上又那么拮据，真的太难为她了！
在这种情况下，加枝能够健康长大，并且考上重点大学。按说，她应该对妈妈充满感激，从内心里无比尊敬自己的母亲。可事实上却恰恰相反，加枝对白素珍充满了怨恨。
加枝在大学里读的是农学系。虽然班上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天之骄子，她还是以干练的办事作风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赢得了同学们的信任，被推选为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她学业优异，业余时间还负责系学生会会刊编辑工作。她写过不少诗歌，发表在学校墙报和学生会会刊上，并多次在北京农业大学组织的征文比赛中获奖。虽说脑膜炎没有留下后遗症，但对加枝的健康状况多少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进入大学之后，她经常头疼头晕，晚上失眠，而且一直贫血——血色素最低时不足七克。
这里摘取她在学校里的一段日记：“中午，躺在床上刚刚进入迷糊状态，似乎是睡着了。一阵头疼，整个脑袋像是被很多东西挤压着。就这样，我醒了。忍着剧痛躺了一会儿，背起书包向图书馆走去。路上，只觉得头重脚轻，浑身酸软无力。没有办法，只得绕道去学校医务室。校医给我开了药，嘱咐我注意休息。可是，马上就要期末考试，同学们都在专心复习，我怎么能够休息呢？我向医生要了一杯开水，吞下几粒药丸，还是坚持去图书馆。走了五分钟的样子，眼睛突然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再次睁开眼睛，我已经躺在自己的床上，床边坐着同班的几个女生。她们说我已经昏迷了好几个钟头。班主任正在与我家里联系，准备让我回家休息一段时间。但考试怎么办？我真想放声大哭！可是，哭又有什么用啊……”
加枝一直把小时候患脑膜炎和长大后身体不好的原因，归咎于妈妈对她照顾不周，认为白素珍没有尽到一个当母亲的责任。
在白沙铺的情况这里就不赘述了。
她说跟着母亲去宜昌之后，经常放学回家见不到妈妈。没地方吃饭，没地方睡觉，不得不时常去麻烦老师和同学。
那时她就质问过白素珍：“既然你没有能力照顾我，为什么一定要把我带在身边？我在王李村生活得好好的，有奶奶照顾，有加根陪伴，那三年我没有得过一次病。脾气不好的父亲，也从来没有打过我……”
话还没有说完，白素珍就歇斯底里的怒骂起来，对她劈头盖脸地一阵暴打。
以“拖油瓶”身份来到马家，每逢她与马杰、马红、马军产生矛盾的时候，白素珍总是压制她，打骂她，偏袒马家的三个孩子。
加枝认为，白素珍是以牺牲自己亲生女儿为代价，彰显她当后妈的崇高，塑造贤妻良母形象。上大学之后，她与白素珍之间的矛盾，则主要集中在生活费的支出上。
白素珍总认为加枝花钱如流水，向家里伸手要得太多了。责备她完全不考虑家里的实际困难，不顾父母的死活，在外面打肿脸、充胖子，与同学比排场、讲阔气。
事实上，加枝在大学里还是相当节俭的。
生活在北京的高等学府，正值爱美讲漂亮的花季之年，她也是够寒酸的。同班同宿舍的女生中，无论是吃的、穿的、用的，还是零七八碎的花销，她都是最差的，可这些道理，她没办法对妈妈讲。
白素珍也根本听不进去，反而理直气壮地问她：“同样是在外面读书，你一个月的花销，比加根一年的花销还多。这怎么解释？”
这倒是实情。
王加根在孝北县师范学校读书时，伙食费学校全包，手里只需要少量的零花钱。他又节俭，穿戴不讲究，更没有吃零食的习惯。
妈妈提出每月给他五元钱零花，被他婉言谢绝了。
白素珍于是动不动就拿加根作例子，责备加枝大手大脚。
加枝在母亲的唠叨和训斥中受了不少委屈，而受委屈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她弟加根的“高姿态”。
可加根也有他的苦衷啊！
家庭关系那么复杂，他不愿意过多地给母亲添麻烦。他担心因为母亲对自己太好，导致她和老马之间产生矛盾，更不愿意激起马家几个孩子的反感。他哪里会想到，自己顾此失彼，反而得罪了同胞姐姐呢？无意中与加枝之间产生了隔阂。
一直到八月中旬，加枝才从北京回到洒河桥的家里。
她特意买了一本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斯基编写的《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送给加根，说这本书对即将为人师表的弟弟肯定会有所帮助。
谈到恋爱问题，加枝开玩笑说，弟弟有超前意识，比她还要“先进”。不过，她对方红梅颇有好感。建议加根，如果两人情投意合，交个朋友也未尝不可。
姐姐简短的表态，让加根感到很温暖，也很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