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方红梅的那个周末，徐磊来了。

未婚妻刚走，就有好朋友相陪，王加根感到非常高兴。

谈起上次在武汉中山公园门口输钱的事情，徐磊仍然觉得蹊跷，怎么也闹不明白庄家是如何做的手脚。

“庄家骗人的把戏要是让你看破了，他们还如何骗人？”王加根哲学家一般地提醒。

“那怎么还是有那么多人猜对了呢？”

“猜对的那些人，说不定就是庄家的同伙，是托儿。他们故意用赢钱的假象引诱旁人下注，事后再来分成。”

徐磊说，大城市的人就是鬼点子多，骗人都能够做到滴水不漏。话题又转到方红梅身上。自然而然地，王加根提到了前段日子遇到的倒霉事情。

徐磊也觉得刘福民无理，依仗权势耍淫威，教子不严怪别人。而陆定国呢？则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听过王加根的报复和反击计划，他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像他们这些刚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天不怕、地不怕，受不得一点儿窝囊气。心里藏不住话，看不惯就要说，有冤屈就要申，遭遇不公就拍案而起，路见不平就拔刀相助。按说，这都是一些好品质。学校老师是这么教的，书本上是这么写的，广播、电视、电影里也是这么倡导的，没什么错。可真正这样做了，往往又会吃更大的亏。

“不管在哪个单位工作，都应与领导搞好关系。千万不要与领导唱对台戏，尤其是不能得罪顶头上司。得罪了顶头上司，未来的日子就会很惨。他会想方设法打击报复你，整治你，给小鞋你穿。不管你工作多么努力，他都不会认可你，不会提拔和重用你，让你看不到任何希望和前途。在这方面，我有切身体会和教训。”徐磊情真意切，语重心长地提醒王加根，“你眼下的情况比较糟糕了。得罪了文教组长，又得罪了校长。他们都是有生杀大权的人物啊！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决定着你未来的前途和命运。如果他们对你有了成见，坏了印象，你王加根在花园公社教育界还有什么希望？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低下高傲的头颅，委屈求全，想办法改善关系。就算百分之百的道理在你这边，也要装出诚心诚意的样子，去向他们道歉，求得他们的谅解。这是策略，与骨气无关。你赞成什么或者反对什么，并不一定要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先埋藏在心里，必须学会韬光养晦。”

“我做不到。杀了我也不会这么做。”王加根断然拒绝。

“你这个伙计啊——”徐磊一脸无奈，退一步劝道，“就算你不愿意改善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应该再去激化矛盾！这是底线。希望你慎重考虑。如果你连这点建议也听不进去，将来肯定没有好果子吃。别说进桥西中学，现在这所学校，你恐怕也呆不下去。”

“悉听尊便！他们总不会连教鞭都让我拿吧。老子的能力在这儿放着，教学成绩在这儿摆着，他们还能磕了我的饭碗不成？”

“这个不好说。想治你的话，分分钟的事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岳飞有能力吧？有功劳吧？还不是被秦桧害死了。他们只要盯上你了，就能找出无数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把你开了。让你吃哑巴亏，还没地方申冤。”

听到这里，王加根出了一身冷汗。

“还是回到陆定国这件事上。”徐磊诲人不倦，继续循循善诱，“从你介绍的情况看，陆定国其实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中断会议，把你母亲写给他的信交给你，实际上是在示弱。非要让他这么一个大你几十岁的人，向你道歉么？得饶人处且饶人。何必把同事之间的关系搞得像敌人？更何况，他还是你的领导。”

“我可以不告他，但在教师大会上说说自己的想法总可以吧？”王加根开始让步。

徐磊觉得，也没这个必要：“在教师大会上发声，无非两个目的。一是为自己辩解，表明自己并非道德品质败坏、专横跋扈、目中无人；二是发泄一通，出一口恶气，让陆定国知道的不好惹。我觉得没这个必要。未婚同居的事情，只能越抹越黑，还不如不说。谈恋爱发生两性关系，其实比较普遍，只不过人们讳莫如深罢了。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又不是婚外瞎搞，谈不上道德品质败坏。你为人怎么样，大家有目共睹，自有公论，何必去辩解？至于与陆定国置气，更没有必要。产生那种想法，本身就是幼稚的表现。图一时快活，惹百日灾祸。划算么？”

听徐磊这么一剖析，本来义愤填膺、准备与陆定国决一雌雄的王加根，感觉斗志丧失殆尽。他第一次发现徐磊口才这么好，看问题入木三分，思维缜密。这家伙，将来肯定是个当官儿的材料。

徐磊劝王加根利用暑假去跑跑调动，力争进入桥西中学。

王加根却觉得没这个必要，因为他找不出公社文教组不让他去桥西中学的理由。说好了桥西中学建成后，公社小学戴帽儿初中班整体划转，未必学生都转过去了，会把他这个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留下？何况他语文教得那么好，成绩在那儿摆着，文教组领导看不见？低三下四地求人，劳民伤财地去打通关系，不如认真组织学生复习，力争在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这才是最重要的。

徐磊急得跳脚，恨不得拿头撞墙。

他说，现在的人都信奉这样一条规矩：办事就得花钱。通过正常途径办事，往往不及通过非正常途径办事的成功率高。一件事情，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应该办理，但不一定能够办成；相反，一件事情从很多方面讲不应该办理，甚至明显不符合条件，但又有可能办成。

“有这么严重么？”王加根觉得徐磊危言耸听，“凡事都得走后门，那还要大门和门脸儿做什么？”

“现实就是这样的！”徐磊用毋庸置疑的语气回答，“你王加根也是这条规矩的受益者。”

“笑话！怎么可能？”王加根觉得好笑。

徐磊直视着王加根，咄咄逼人地问：“那你告诉我，你本来是杨岗公社人，为什么毕业分配没有回杨岗公社，而是到了条件相对优越的花园公社？”

王加根无言以对。

“还不是因为有班主任汤正源帮忙！你能否认这一点么？而我呢？生在花园，长在花园，祖祖辈辈都是花园人。他们为什么没有把我分配到花园公社？而把我流放到季店公社？还不是因为我没有走后门，没有得力的人帮忙！说这些话，并不是发牢骚、泄私愤。我只是提醒你，不能太书呆子气，脑筋应该活泛一点儿。识时务者为俊杰。身边的人都不按规矩出牌，你独善其身有什么用？现在，别人都在跑关系、找路子，你却稳坐钓鱼台，天上怎么可能掉馅儿饼？”

王加根沉默不语。

虽然他觉得徐磊说的有道理，但还是过不了心理上的那道坎儿，不愿意去做。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这句话一直被他当成座右铭。他信守，遇事只按正常程序去办理，梦想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不走捷径，不搞特殊，不祈求别人的怜悯。

进入七月份，紧张的期末考试复习开始了，也进入了学年的收关阶段。因为忙，王加根暂时搁置反击和告状的事，全身心投入教学。

天气不是很好。夏至一直到小暑，几乎每天都在下雨。望着连绵不断的雨丝，民办教师和“半边儿户”公办教师眉心都拧起了疙瘩，忧心如焚。再这么落下去，棉花、小麦、花生、芝麻这些旱地作物就完了。一个多月前专门放农忙假抗旱，现在又担心雨涝。

老天爷这开的是什么玩笑啊？

大礼堂宿舍屋顶的机瓦因为长时间风吹雨打，有些地方已经松动或破损，雨稍微下得大一点儿，屋面就成了破筛子。到处漏雨，殃及到每一间宿舍。王加根房间里被雨水浸泡的地面上，居然还长出了一棵小蘑菇！也就是在发现这棵小蘑菇的当天，他收到了孝天县文化馆寄来的《澴水浪》杂志样刊。

捧着印制精美的文学杂志，看到自己的文章再次变成铅字，他内心的喜悦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工作和生活中遭遇的不快也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杂志样刊一共两本。他把其中的一本收藏起来，另一本准备邮寄给方红梅。喜悦共同分享，痛苦一起分担。这是他们的约定。

吃过午饭，雨还在淅沥沥地下着。为了让心爱的人尽早收到杂志样刊，王加根决定利用午休时间，冒雨前往花园邮局邮寄。他拿起墙角那把满是泥污、伞面已经褪色的黑布伞。伞上一根脱落的钢丝左右摇晃，特别扎眼。他翻箱倒柜，在书桌的抽屉里找到一根细铁丝，把脱落的钢丝绑好。按了按开关，叭地一声打开，蘑菇形状的伞面比耷拉着一角好看多了。

邮寄完杂志，走到邮局大门口时，王加根发现伞忘记拿了。赶紧回去找，却没了踪影。

雨还在下着。下午第一节课有是他的语文课，不可能在邮局的屋檐下等得太久。跑吧！冒雨往学校赶。他横下一条心，在不时溅起水花的街道上一路小跑。还没上花园大桥，身上的衣服就全部湿透了。他用手抹了抹脸上的雨水，索性放慢脚步。反正里里外外都湿了，全当洗了个冷水澡。他没有料到，这种“破罐子破摔”的想法犯了常识错误。

第二天，他就病了。鼻塞、流涕、打喷嚏、咳嗽、咽喉痛、畏寒，发烧……浑身不舒服，肌肉又酸又痛。

去医院，诊断为重感冒。

这一学年的收尾工作，王加根是在病中完成的。

患病期间，王加根一直在宿舍办公。去教室上课，也视身体情况而定。新课已经上完了，讲解内容相对较少。主要是编印复习资料，让学生练习，然后公布答案——俗称考讲。身体状况较好时，他就刻钢版、印资料、改卷子、填成绩单、写评语；感觉身体不适，就躺下休息。药一直在吃，但效果差强人意。

班主任患病，学生们好像突然懂事了一样，特别自觉，非常听话。期末考试成绩也不错，与期中考试相比，数学和英语都有进步，语文更是创造历史，名列全公社第一。

这年暑假到来的时候，王加根买了一辆自行车。

参加工作一年就能够实现买车梦，主要得益于“互助会”。当然也有遗憾，因为没有搞到名牌自行车供应票，他买的是个杂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