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青衣道士，便是乔相宜。

半年前，在贺州城经过那场战斗后，他不慎跌落山崖坠入漓水，漂流出贺州城，流落到了山下村庄。

荒山野岭无人识，他被一个路过的老道士捡到，那老道士还以为乔相宜也是跟自己一样，行走江湖湿了鞋、抢了人家生意被对家寻了仇，一时心软便给了这半死不活的人一口吃的，谁知喂了没几口，乔相宜便又“生龙活虎”了。

说来也奇怪，乔相宜刚出长乐镇时，近乎是寒气侵体，每日都要折腾身边的人，闹出一大堆笑话来。但经过贺州城那一遭，也不知是受了神明的庇佑还是怎么，他的身体不再像以前一样冰凉发虚，看起来也与常人没什么两样了。

老道士瞧他年轻力壮，便收了他作伴，一路上，乔相宜跟着老道士“坑蒙拐骗”，倒也勉强混了口饭吃。

彼时，乔相宜的心中只有一个念想，便是去世上灵气最足的地方，寻找新的历练，让自己变得强大。

漓漓最后的话语提点了他，若是眼下的现状不可解，已知的信息无法得出结论，便要换个环境去开新的地图——若是连前人都无法解答的事情，那就只能从源头去寻找答案。

如果说没有出长乐镇时，乔相宜还是一个整日被被乔文山追着打，只是单纯的对玄妙事物感兴趣的初出茅庐、随性而为的少年，那么在遭遇了贺州城的风波、又历经半年的游历见闻后，他逐渐意识到了这个世界的复杂性。

离开贺州城后，他与那老道士结伴而行了一段时间，逐渐意识到一件事——越靠近中原腹地，他们风餐露宿的概率就越高。

就和风和观那些被砸碎的、或是被风化的面目全非的神像一样——人们已不再相信“求神拜佛”能够改变现状，获得内心的平静。

这……似乎和乔文山口中、乔鸿光笔记中记载的都不太一样。

其中有一个片段十分典型。据说天景初年，旱灾横行，成武帝荣钧在仓颉山为天下祈福时，失手打碎了玄武殿的一袭檐角。彼时，“天星爵”的司礼提醒了此为“不祥之兆”后，荣钧提起手里的剑，将殿前的香火、以及那司礼的一只手接连斩断了——

彼时，在颠沛流离中匆忙登基的少年君主拔剑四顾，似乎将执拗和野心都注入了手中的这把剑上，他近乎质疑地紧盯着在场所有人：“哼，哪里有不祥？你们看见了吗——你们执念的那些东西，为什么我从小就没见过？要我说，神也应看在我的面子上才存在，不是么？”

没有见过的东西，他为什么要深信不疑？

他是君王，所有阻挡他实现理想蓝图的东西，哪怕是神明，也应该不由分说斩于刀下——

无人敢在他的双眼下起身，即使是“神明”也寒颤若惊。

此后，“天星爵”因此受累，一度失去往日荣光，而这位善于质疑的少年君主，在仓颉山上的一席话，和彼时一部分新晋的士大夫理念不谋而合——此事也为后来的“兴佑中兴”埋下基调，造就了大周经济上和军事上、持续了十几年的高光。

君王放了话，并为此做出了行动，自然会影响整个国家的风气。

放眼整个大周，如今已是仙门凋敝，吞并合流的时代。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很多偏立于山清水秀之地的小门小派已作古。

在这种背景下，极负盛名的修仙门派就只剩下“飞星”、“白露”、“幻海”、“容音”，即飞星剑派、白露谷、幻海盟和容音寺，且他们都位于大周的中原腹地。

这，就是元京的复杂之处了。

君王的注目并没有把仅存的神明驱逐出都城，反而让他们更加坚定跻身驻扎于最为繁华的地区。商业的兴起让人们聚居于更大的城市中心，而人越多的地方越要承载越多的欲望和祈愿。

荣钧与士大夫的欢喜与浮沉的确关乎大周的气运，并不影响民间对于神明的热情，四大仙门在前朝的乱世灾祸中褪去了神秘的面纱，如今又拥有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印记——

他们变得更加务实，修炼的内容更加专注于追寻改造现实的“力量”，而不再执着于……是否要坚定信仰他们门头牌匾上的神明。事实上，仙门对于“力量”的研究，近年的确“硕果连连”。这种宽容赢得了元京人民的好感——人们也只想要有地方可以倾诉和寄托而已。

于是，在元京，加入仙门一度成为像参加科举一样的潮流和风尚。

这种复杂和矛盾将乔相宜深深吸引。身体逐渐恢复后，他谢绝了老道士的挽留，独自收拾行囊上了路。

今年，四大仙门即将会师于元京，举行四年一度的新人选拔——元京会武。

但真到了元京，他本人受到的冲击实在太大。

这座大周的繁华都城每天都上演着“新戏”，每日有过不完的船只马匹，新鲜事物像冰雹一般不留情地往每一个路过的人脸上砸。只要有心，随意竖起耳朵就能听到新的见闻、轶事。

乔相宜心想：就算他在路边拿个镶金的“妙手回春”看板，估计也是没人会特别注意的了。

他甚至一度土包子般地认为，元京的人是不是都有钱到不用再信“天人感应”了，觉得修仙也不是什么厉害的事情？

这个念头直到他深入人群，和那些走卒摊贩打成一片时，才逐渐地消解。

“那些枫雪楼的贵客，才是最信这些东西的。”

方才，经过那位路人提点，乔相宜终于确认了一些事情。

他心道：“灵玉、散修、点将台、枫雪楼……这些，才是元京的灵气充足之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