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肖港火车站上车后，王加根看到车厢里还有不少空座位。
他随便找了个位子坐下，拿出从方红梅那儿带回的一本《辽宁青年》杂志，准备用看书来消磨即将开始的半小时车程。
坐在他身边的，是一群叽叽喳喳、吵吵嚷嚷、打打闹闹的少男少女，看上去年龄与他不相上下。从这些人的交谈和议论中，王加根很快就知道了他们的身份——孝天县师范学校学生。
王加根听到他们在点名道姓地抨击学校书记张雨桓，对县师范的一些教师和食堂师傅评头品足。他猜测，这些师弟师妹们很有可能是回家过了周末，坐这趟火车返校的。
他们抱怨县师范的住宿条件太差了，宿舍里没有厕所，而校园里的公共厕所又太少。女生们晚上起来方便要跑那么远，不安全；一些男生又站在宿舍走廊上撒尿，不文明。谈起学校食堂的师傅，他们争抢着吐槽。有的说食堂师傅不讲卫生，一边抽烟，一边炒菜，烟灰都掉进了锅里面；有的说食堂师傅洗菜不仔细，敷衍了事，马马虎虎，学生们吃饭时，居然从菠菜里面挑出了卫生纸！话题最后又转到了“迎新文艺晚会”。他们争相评价哪个班的舞蹈排得好，哪个班的合唱水平高，并且评出了他们印象中的几个好节目：二胡独奏《二泉映月》、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和男声独唱的《乌苏里船歌》……
“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吧！”一个男生提议道。
“唱什么呢？”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怎么样？”
“行！”
提议马上得到了大家的响应。还有人还从背包里翻出口琴，吹起了这首歌的前奏。
年轻的朋友们
今天来相会
荡起小船儿
暖风轻轻吹
花儿香，鸟儿鸣
春光惹人醉
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
师范学生们都敞开嗓门儿，声嘶力竭地吼唱着，歌声完全掩盖了列车奔驰发出的轰鸣声。一些受到感染的旅客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唱了起来。
王加根却没有随声附和。
他合上杂志，面带笑容地看着这群无忧无虑的歌唱者，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曾几何时，他也和这些师弟师妹们一样，少年不知愁滋味。可从师范学校毕业才几个月，他就时常“无言独上西楼”，喜欢“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了。
花园公社小学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特别是由大礼堂改建的职工宿舍完工后，王加根花了好几天时间，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制定未来的奋斗目标。他觉得，人生在世必须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活着，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有希望实现的。
记得他到孝天县师范学校报到时，走近校园，看到学校大门口拉着一条长长的红布横幅，横幅上醒目地书写着：欢迎你，未来的小学人民教师！
坦率地讲，他当时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这横幅犹如当头一盆冷水，浇灭了他那本来就不多的热情。学校为什么要拉这样的横幅？这不是故意给新生们添堵么？谁心甘情愿当小学人民教师啊？
当时他并不清楚，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师范院校的定位就是这样的：本科师范大学培养高中教师，专科师范学院培养初中教师，中等师范学校培养小学教师。孝天县师范学校拉出这样的横幅，就是给新入校的学生们打预防针，提醒他们作好当小学人民教师的思想准备，不要好高骛远。可是，包括王加根在内的很多中师学生都心有不甘。别说小学教师，就是中学教师，也并非他们追求的目标。他们有更远大的理想和志向，都觉得自己将来会成就非凡的事业。
那么，王加根究竟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或者说，他这一生到底想成就什么样的事业呢？
小时候，他有过当科学家的梦想。进师范学校之后，他以“华罗庚没上过大学同样成了数学家”自勉，废寝忘食地自学《高等数学》和《数学分析原理》。后来确实没有办法学通弄懂，只好无奈地放弃。紧接着，他又加入到文学青年行列，跟风写起了小说，做起了作家梦。他觉得，当作家没有学历门槛儿，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并且把马克西姆·高尔基作为自己学习的楷模。高尔基连小学都没有上完，却写出了《母亲》这种享誉世界的作品，成为苏联文化界的一面旗帜。
他王加根是农民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就不受欢迎，又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单亲家庭里长大。学历仅为中专，起点如此之低，他还能希望干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成为怎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呢？
人应该有自知之明。
以教书为职业，维持基本的生存需求；争取写出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他觉得，自己的一生能够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并最终实现理想，就算是成功的人生。
王加根还有一个美好的愿望，那就是周游世界，看看自己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到底是什么样儿，了解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要实现这个梦想，他觉得至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有人身自由，不受束缚，想去哪儿，就能够去哪儿。二是要有足够的钱，没有钱肯定寸步难行。三是要懂外语，至少能够用英语与别人交流。而他觉得自己通过努力，是完全能够达到这三个条件的。有一份稳定的职业，保证衣食无忧，他就能够全力追逐“成为一名作家或者自由撰稿人”的梦想。
他清理了自己现有的书籍，有两百多本，逐一登记造册。整理了近几年剪报收集的资料，重新分门别类。制定了个人《作息时间表》，规范每天的日程安排。在备课、上课、改作业、做好班级管理工作的同时，增加了读书和写作这些自我加压的任务。
和方红梅一样，他每天早晨也是五点半起床，开始早锻炼。沿通往花园镇的柏油马路，跑到花园大桥头再往回跑，往返三公里左右。回宿舍刷完牙洗过脸之后，喝一杯白开水，拿上英语广播教材和小收音机，到学校周边的田埂上去听英语广播讲座，或者朗读英语课文。接下来是早餐、上班和午餐。中午小憩一会儿，就在宿舍里看文学书。下班之后晚餐，再就开始写作。直到困到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才上床睡觉。偶尔，他还会和同事们一起去花园镇看电影。
他的生活非常有规律，平静如水。
为了多读书，扩大知识面，王加根到花园镇文化馆图书室办了张《借书证》，开启八小时之外的阅读生活。他借阅的主要是中外文学名著，尤其喜欢俄国、法国和英国一些近现代作家的作品。比如，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司汤达的《红与黑》和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等等。中国的四大文学名著中他只喜欢《红楼梦》，对《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没多大兴趣。每次去花园镇文化馆，他还会到报刊阅览室转一转，浏览近期发行的报纸和杂志。翻报刊，他不是为了阅读，而是为了搜集“征文”“约稿”之类的信息和编辑部地址。有了这些信息和地址，他就能够把自己苦心孤诣写出来的东西投寄出去。
投稿和等待编辑回信，是他追求梦想的重要途径。
稿子写好之后，他就用方格稿纸工工整整地誊抄下来，装进牛皮信封。写好收件人地址及姓名，同时在信封右上角写上“邮资总付”，再用剪刀把封好的信封剪去一个角。这样，他就无须粘贴邮票了，邮资由编辑部支付了。
与工作日相比，周末显得有点儿混乱。
王加根得赶车去方湾中学，或者到花园火车站接方红梅，有时还要回王李村，或者接待来访的不速之客。
近段日子，他父亲王厚义来过两次，敬文来过一次，同村的二瘌痢——就是小时候跟他抢牛屎、脑袋上挨过加枝一粪耙的那位小伙伴，居然也来找过他一次。此外，就是如走马灯一样的县师范同学和师弟师妹。
王厚义第一次来这里，是因为家里种麦子要下底肥，没钱买化肥，寻求儿子的支援。第二次来这里，是去胡月娥娘家送礼，顺路来看看。
敬文是打着帮他姐买手表的旗号来的。说是方红梅想买一块“上海牌”手表，但孝天城的大小商店里都没有。他特意来花园镇看看，兴许在这里能够找到。
王加根当时就纳闷儿：红梅买手表怎么不对他讲呢？她完全可以让他在花园镇购买呀，还用得着敬文专门跑一趟？再说，孝天城都买不到的“上海牌”手表，花园镇这种小地方怎么会有呢？
他带着敬文在花园镇为数不多的几个卖手表的地方找了找，结果都没有“上海牌”手表。送敬文去花园火车站搭车的路上，这家伙才道出了此行的真正目的：敬文十五岁生日快到了，想请同学聚餐庆祝，手上没有钱。王加根只得把身上仅有的十五元钱给了敬文……
二瘌痢出现在王加根寝室门口时，着实让他大吃了一惊。二瘌痢身穿翻毛领棕色皮茄克，紧身牛仔裤，脚上是锃光发亮的方头牛皮鞋，完全是一副港商的模样儿。
这“小恶霸”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二瘌痢比王加根大两岁，从小就调皮吊蛋，是王李村出了名的“恶霸”。他读书拿锥子都钻不进，打起架来一向不要命。他头上的黄癣老早就好了，满头的黑发比一般人还要浓密。不过，被加枝拿粪耙挖破的地方，再也没有长出头发来，成了永久的空白。
二瘌痢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父母让他投奔广州的一个远房亲戚，学开汽车。因为没有办法在广州落户，两年之后又回来了。
书是读不进了，又不愿意在家里种田，于是就外出跑生意。
他在花园镇的农贸市场上收购乌龟、脚鱼、黄鳝之类的水产品，贩运到广州出售。再从广州带回尼龙伞、牛仔裤、夹克衫和各种布料等洋玩意儿，在花园镇出售。一年上头来来往往地跑，赚取两地之间的差价，据说收入相当可观。
前些年，二瘌痢的这种行为定性为投机倒把，是被禁止和严厉打击的，他只能偷偷摸摸地干。无论是在大街小巷兜售，还是在火车上贩运，总是提心吊胆，做贼一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看到或者听说市场管理人员来了，就如同受惊的兔子，时刻准备抱头鼠窜。也有多次被抓了现行，东西被没收，处以罚款，甚至人被关押，受了些皮肉之苦。改革开放之后，对这种买卖管得松了一些。二瘌痢认为到了大显身手的时候，南来北往的频率明显提高，贩运东西的品种和数量也不断增多。他这次来找王加根，主要是想借做生意的本钱，顺便推销他的“广州货”和“香港货”。
王加根一贫如洗，自然没有钱借给他。
二瘌痢有些失望，但并不气馁。他把自己带来的帆布提包的拉链拉开，从里面拿出花花绿绿的折叠伞、布料和衣服，丢在王加根的床上，任他挑选。
“这种天蓝色的涤纶布特别好，特厚涤纶，是从香港进口的，十一块钱一公尺。”他向王加根重点推荐。
东西都是些好东西，问题是王加根没有钱。
“暂时不付钱也可以。”二瘌痢非常大度地说，“东西先给你留下，你下个月发了工资再给我。”
王加根月工资三十二元，交纳十五元的互助金，就剩十七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往返于花园与方湾之间的路费、人来客往的招待费和不可预见的零花钱，都指望着这十七块钱。
他哪儿还敢买什么东西呢？
没钱借给别人，又不买别人的东西，王加根觉得面子上实在过意不去。他只得把住在学校里的青年教师都喊过来，希望这些同事们能够照顾一下二瘌痢的生意。
遗憾的是，只有宋双清买了一把折叠伞。
王加根把二瘌痢带到县砖瓦厂食堂吃晚餐。运气还不错，食堂卖的热菜是土豆炒肉片。他买了三份，装在一个大碗里，又到小卖部买了皮蛋、咸鸭蛋、油炸花生米和兰花豆，打了半斤散白酒。
两人边吃、边喝、边聊。
二瘌痢叹息王加根生活清苦，并且说，没有想到他考上了学，也只混得这个样儿。人活一生，就是个碰运气的玩头。安分守己地呆在家里受穷受苦，不如出去冒险。运气好的话，就能发个横财。运气不好被逮住了，至多拘留几天，罚几个钱，也算不了什么。
王加根被二瘌痢的高谈阔论惊得目瞪口呆。
二瘌痢说，中央刚刚召开了会议，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力争到本世纪末，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报纸上也发了文章，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像他这种全国各地到处跑、低进高出做买卖的，不再定性为投机倒把，是促进商品流通的合法行为。
“花园镇那些租门面卖鞋、卖衣服的，还有十字街那些摆地摊卖书、卖皮带和小玩意儿的，工商人员根本就不管。生意做得好的还得表扬呢！国家现在提倡繁荣经济。”二瘌痢越说越兴奋，已经有点儿炫耀的意味，“他们的好多货都是我从广州弄回的。我看你挺喜欢看书，以后要什么书就给我讲。我从广州给你带回来，保证比新华书店便宜一半儿！”
二瘌痢的这次造访，让王加根的心情好些天都难以平静。
他和二瘌痢年龄相仿，人生规划却完全不一样。孰对孰错，谁是谁非？将来，谁又会拥有更成功的人生呢？
参加工作这几个月来，王加根感觉如同坐过山车一样。有时激情高涨、热血沸腾，有时又郁郁寡欢、悲观失望。一起工作和生活的“十大金刚”，他的思想起伏和情绪变化很大，表现明显与众不同。
争取到与民办教师同住一间宿舍之后，“十大金刚”中的好几个人都开始了独占房间行动。他们把自己的弟妹或者侄子外甥等亲戚带到身边读书，睡在另一张为民办教师准备的单人床上。这些从农村考出来的娃娃，家境都不是很好。父母含辛茹苦地把他们抚养成人，供他们读书考学，参加工作之后，自然到了他们回报家庭、承担责任、为老人减轻负担的时候。家人、亲戚和他们本人都觉得，小孩子由自家人教育放心些，多少还能得到一些特权和关照。
涂勇带的是他哥嫂的儿子——也就是他侄儿。
他专门买了一个煤油炉，添置了锅碗瓢盆等炊具，率先在宿舍里开火。每天早上和中午，他把大米洗干净，装在铝盒子里，送到学校食堂蒸成饭，菜则自己在家里炒。
学校食堂为教师和学生蒸饭是免费的。教师们在食堂就餐，则按就餐的次数交钱和粮票。无论是荤菜还是素菜，每餐的价格都一样。涂勇精于算计，特别爱占小便宜。逢到食堂供应鱼肉这些荤菜时，哪怕他已经在家里炒了菜，也要去学校食堂打一份。学校食堂的饭菜是按计划供应的，前一天报了多少人，第二天就准备几个人的饭菜。涂勇事前没报餐，看到好菜又强行来打，搞得炊事员没得吃的。炊事员老实巴交，又不敢说什么，总是窝着一肚子火。
还有一件事涂勇做得也不像话，那就是每个月交团费。
共青团组织对团员交纳团费没有数额规定，特别是对学生团员，一般都是根据实际情况自愿交纳。通常情况下，中小学教师中的团员每月交两角钱，中学生团员交五分钱。
涂勇从上班到现在，每个月的团费总是交两分钱！比学生团员交的还要少。除了不愿意多交团费，他对团的工作也不热心，很少参加团的活动，而把主要精力用于组织他的文学辅助会。
前不久，他宣告文学辅助会正式成立，创始会员有二十多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孝天县师范学校的校友。这些人每个周末或者节假日都会聚到涂勇的宿舍。谈古论今，针砭时弊，卖弄风骚，相互推荐书籍和作品，显得热闹非凡。有时，因为观点和看法不一样，他们会面红耳赤地辩论起来。争吵的声音在大礼堂里回响，每个房间里都听得清清楚楚。身为文学辅助会会长的涂勇，好胜心强，喜欢夸夸其谈。当他自认为有理，或者找到了别人的破绽和漏洞时，他就越说越有劲，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大，语速越来越快，让对手完全没有插言反驳的机会。慷慨陈词的时候，他的整个身体不停地晃动，时而前仰，时而后俯，右手挥舞，打着幅度很大的手势。
王加根一直没有加入这个热闹火红的组织，也从不参与他们的高谈阔论，显得格格不入。他一直认为，作品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空谈除了浪费时间、消耗精力，对创作没有实质性帮助。自古文人多寂寞。文学创作就是一项默默无闻、单打独斗的工作。作者必须安静下来，用心体验和观察生活，从看似平凡的日常琐事和身边普通人物身上，寻找出非凡的东西，发现别人看不到的闪光点。独到的眼光、深入的思考和超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才是造就作家必须具备的条件。
“十大金刚”里面有三人参加了文学辅助会，其他几个人和王加根一样，各有各的梦想。有的想专心复习，重新参加高考；有的想认真教书，通过勤奋努力的工作得到领导重用，进而得到提拔；有的想托关系、找路子调往条件更好的学校；还有的安于现状、按部就班，想尽快谈个女朋友，娶妻生子，过上安宁稳定生活。
与方湾中学那些求偶无门的青年教师相比，“十大金刚”要幸运得多。这里毕竟临近花园镇，方便接触有工作或者有城镇户口的未婚女青年，选择的余地比较大。每隔一段时间，“十大金刚”中就有人带回一个花枝招展的小姑娘，引起一阵骚乱、躁动和热议。大家互相转告，某某的女朋友来了！于是所有人都来看稀奇、看热闹，如同选美比赛的评委一般，对来人评头品足。从外貌、身材、气质、言谈举止、着装打扮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按百分制评分。由于审美观不同和评价标准不一样，得出的分数往往会出现较大的差异，结果就会导致唾沫四溅的争论，脸红脖子粗的争吵……
咸吃萝卜淡操心，其实这事与他们屁不相干！
大家说好说坏，评分高或者评分低，对当事人并不会产生影响。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鞋的人自己知道。他们喜欢的，就会继续交往下去；他们不喜欢的，很快就会分手，重新再找。
不过，恋爱这种事情，如果动了心思，又被拒绝或者遭到抛弃，总是一件让人不愉快的事情。素养高一点儿、心理承受能力强一点儿的，可能会友好地分手，但也有不少姑娘胡搅蛮缠，在学校里闹得前后左右不得安宁。
她们骂这些受人尊敬的男教师是披着羊皮的狼，是臭流氓，玩弄她们的感情。不就是个穷教书的么？有什么了不起！
“十大金刚”中挨骂最多的当数宋双清。
短短三个月，他就换了六个女朋友。有的是他自己挑的，有的是别人介绍的，其中两个姑娘还是花园公社小学同事的亲戚。没办法，有钱就是任性。他也不在乎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飞短流长，心甘情愿当“花心萝卜”。
在谈恋爱方面受非难最少的自然是王加根。
他与方红梅爱得死去活来。心里有自己的女神，就很少正眼看其他女孩儿。再说，他也没有时间。又是工作，又是英语，又是写作，周末还要舟车劳顿地往方湾跑，或者去花园镇接车。正事都忙不过来，哪儿有闲工夫参与同伴们的胡闹？更别说到外面去沾花惹草了。
王加根有时也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着急。他着急的事情主要是班级和学生管理。戴帽儿初中班调皮捣蛋的学生太多了，三天两头给他惹麻烦。
眼看冬天就要来了，而花园公社小学所有教室的窗户都是敞开的，看不到一块玻璃。窗框也烂了，或者被拆下来扔了。学校前期想方设法筹措资金，把各教室的门换了，换窗户却无能为力。
陆定国往花园公社文教组跑了好多次，文教组组长刘福民才勉强答应，等春节过后——也就是下学期再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应对即将来临的寒潮，让学生们免遭寒风冷冻之苦，学校就买了一些塑料薄膜和炕席片，把所有的窗户都封起来。冬天多半吹的是北风，所以，靠北的窗户钉的是炕席片，而把塑料薄膜蒙在靠南的窗户上。这样既能有效抗击雨雪风霜的袭击，也不至于教室里的光线太暗淡。
学校领导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教师和学生们特别感动，有的抵着陆定国的面恭维，有的在写作文唱赞歌。偏偏戴帽儿初中班的学生不领情，他们班的窗户封了没几天，靠北窗户上的炕席片就被撕烂了！上课时，呼呼的北风直往教室里面灌。
陆定国非常生气，责成班主任好好查一查，看是哪个小混蛋在搞破坏。王加根明查暗访了好几天，也没有把肇事者揪出来。
这事尚未查个水落石出，陆定国又来找王加根。说他们班的学生上体育课时把学校的羽毛球拍子打断了，说他们班迟到的学生总是比其他班上多，说他们班有几个女生不做课间操，说他们班清洁大扫除投机取巧，没有其他班搞得干净……
校长毫不留情的批评，让王加根觉得很没面子。
虽然他的语文教得不错，学生的写作水平有明显提高，但班级管理如此糟糕，还是说明他的工作没有做好。毕竟，他不只是一个语文教师，还是戴帽儿初中班的班主任。
王加根于是把另外两个任课教师宋双清和董志芳召集到一块儿，从期中考试质量分析入手，结合平时掌握的情况，挑出了十个表现最好和十个表现最差的学生，作为重点关注对象。抽出下班后的休息时间，逐家逐户地去学生家里走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