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加根这儿报丧的，是王李村的本家叔叔。

本家叔叔告诉他，奶奶是前天傍晚，趁王厚义和胡月娥在门口塘里洗藕时，喝农药自尽的。

没有吵架，也没有闹矛盾。王厚义发现奶奶喝了农药，就和本家叔叔一起，用板车把老人家往杨岗卫生院送。

路上，奶奶的一只手臂绞进了车轮里。因为天黑，拖板车和推板车的人都没有发现。直到他们无论使多大的劲，板车都没办法挪动时，才发现老人家的衣服绞破了，手臂几乎被绞断。

到杨岗卫生院后，灌了不少肥皂水洗胃，也不见好转。一直到昨天早晨，奶奶还在医院痛苦地挣扎和呻吟。

杨岗卫生院要求王厚义预交三百元住院费。

厚义拿不出钱来，又听人说，即使救活了，也管不了几天。他便以老人死在外面不吉利为借口，放弃抢救，连奶奶手臂上的伤口都没有包扎，就拖回了王李村。

奶奶被拖回家后，躺在堂屋地面的草席上，乱喊乱叫，脚乱蹬，手乱抓，被折磨了一整天，直到昨天下午五点多钟才断气……

王加根听到此，泪水已如断线的珠子。他当即和本家叔叔一起到花园镇，坐长途汽车回王李村。快到花园汽车站的时候，他突然想到应该把奶奶去世的消息告诉母亲和大舅，就前往花园邮局分别给白素珍和白大货发了电报。

汽车在土石公路上艰难地行进。因为坡道较多，一会儿上，一会儿下，速度时快时慢，特别不均匀。王加根时不时被颠得屁股离开椅面，两条大腿很快就麻木了，脑袋晕乎乎的。加上浓重的汽油味的刺激，他突然感到心里作呕，胃里翻江倒海，一股热浪迅速涌向喉管，污秽之物从口腔里喷薄而出。他把头伸出窗外，让那些呕吐出来的东西随风飘扬，散落在路面、路旁的树枝和汽车的车身上。接连不断地呕吐了好半天，最后吐出来的完全是淡绿色的水，不过，胃部仍然在间隙性地痉挛。

平静下来时，王加根已经满眼是泪。

也不知是因为伤心，还是呕吐所致。他从口袋里搜出几张卫生纸，擦了擦眼睛，又揩了揩嘴巴，把纸团扔出窗外。

本家叔叔一再向他说明，家里没有吵架，近段日子也没有发生什么矛盾冲突。奶奶是趁家里没人时，自己喝的农药。

不管本家叔叔说的是真是假，丝毫也不能消除王加根对父亲和继母的痛恨。他暑假回家时看到的情况，以及奶奶吞吞吐吐的诉说，已经在他心里埋下了愤怒的种子。他觉得王厚义和胡月娥对奶奶太不好了，缺少最起码的照顾和尊重。

在双峰管理区下车后，王加根和本家叔叔一前一后只顾走路，叔侄俩什么话也没有讲。快进村时，本家叔叔与加根告别，抄另一条小路回去了。王加根继续沿着乡村公路走。进村后，他看见自家门口摆满了花圈，满腔的悲愤再一次涌上心头。

王加根的出现，引起了那些在花圈丛中忙碌和看热闹的乡亲的注意。他们不约而同地转过头来，用目光迎接逝者的孙儿。有人还迎着加根走过来，主动与他打招呼。

加根满脸悲伤，走过老宅旧址，穿过花圈丛林，径直走进家门。在大门口，他看见堂屋正中摆放着黑色的棺材。

奶奶已经入殓，但棺材盖还没有盖上。

他大声呼喊着“奶奶”，泪飞顿作倾盆雨。

“奶奶，我是加根啊，您最疼爱的孙儿加根。加根回来看您了，你最疼爱的孙儿回来看您了！您要的小剪刀，我给您买到了。您睁开眼看看哪！奶奶——”

他不管不顾的哭诉，使得满屋子的人悲从中来。好些人都掀起衣角，擦起了眼睛。

奶奶平躺在棺材里面，双目紧闭，面色惨白，愁容依稀可见。

本家二婆抹着眼泪，哽咽着对加根说：“你奶奶昨天怎么也不肯断气，拖了一整天。可能就是在等你呢！”

话音刚落，王加根惊奇地发现，奶奶眼角居然滚下两行泪水！

他又号啕大哭起来。

直到他的情绪趋于稳定，王厚义才小心翼翼地凑过来，叫儿子去厨房吃饭。

王加根没有理会。

王厚义又和本家二爹商量，说天气太热，应尽快下葬。

加根坚决反对。

他的理由是，必须等母亲回来，让白素珍看奶奶最后一眼。

王厚义惊愕万分。

得知加根已经把白氏去世的消息，发电报告诉白素珍和白大货，他恼羞成怒，斥责儿子不懂事。

“怎么办呢？天这么热，放长了肯定不行。”厚义非常慌乱，试探地征询本家二爹的意见。

本家二爹回答：“既然通知了素珍，那只有等她回来。”

次日一大早，白大货来了。

王厚义于是向大舅子提出，必须赶紧出殡。

白大货坚持要等姐姐回来。

就这样，大家只能耐心地等待白素珍。

素珍是当天上午出现在王李村的。她没有哭泣，没有流泪，脸绷得紧紧的。路上偶尔有人与她打招呼，她只是严峻地点点头，不说一句话，气喘吁吁地走路，穿过花圈丛林，走进停放死者的堂屋。

“养母啊！我的养母！”她大声呼喊起来，扔下旅行包，掀翻了虚掩着的棺材盖。

几个妇人上前准备劝慰。

“我不会哭！是谁害死了我养母？是谁逼死了她？是谁？是谁？找公安局的人来验尸，把那个杀人的凶手抓起来枪毙！”她歇斯底里地喊叫着。

白素珍责备加根电文过于简单，应该说明奶奶是非正常死亡：“你再去给你爸爸发份电报，就说我十天半月不会回保定，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弄个水落石出。”

在场的乡亲们想息事宁人，劝白素珍马虎一点儿。人死不能复活，闹也解决不了问题。

白素珍一句也听不进去。

德高望重的村支书把素珍叫到一旁，嘱咐她冷静。并且说，事情做事情处理，人还是应该安葬。天这么热，不能耽搁得太久。

白素珍执意要等公安局的人来验尸。

没办法，村支书只得派人前往周巷派出所，请来了杨所长。

杨所长戴着白手套，拿着手电筒，在棺材里面前前后后照了照，装模作样地检查尸体，做了一些记录。

棺材这才封好，由几个壮汉抬起来，送往村西的晒石畔墓地安葬。

从白素珍出现到出殡结束，王厚义和胡月娥一直不敢在家里露面。王厚义失魂落魄地在外面游荡。胡月娥则抱着加花，拉着加叶，乞丐一样地坐在邻居家的门口（按乡俗，死者亲属不能进别人家）。

到了晚上，王厚义瞅空找到加根，把他叫到屋子侧边的小院子里，拉着他的手，一个劲地问：“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然后跌坐在茅房旁的地面上，失声痛哭，声音又不敢放大。

王加根还是第一次看见父亲表现得如此可怜。

印象中，父亲总是凶神恶煞、盛气凌人、趾高气扬，现在竟然这样六神无主，胆怯可怜。加根心里有了一种莫名的快意，同时坚定不移地认为，奶奶的死肯定与父亲有关。不然的话，父亲不会这么心虚。

入夜，白素珍睡在养母生前住过的房间。加根和衣躺在她的脚头。

母子俩好多年没在一个床上睡觉，现在睡在一起，却怎么也难以入眠。

白素珍告诉儿子：老马后天要去北京开会；马杰刚刚与女朋友吹了，正在闹矛盾；马红待业在家，总是与不三不四的人来往，跳舞跳到深更半夜；马军上学路远，必须单独给他做饭；马颖正在上幼儿园，早晚要人接送……总而言之，家里一刻也离不开她，她必须马上返回保定。

“您不是让我给继父发电报，说您十天半月不回保定么？”加根不解地问。

“我倒是想这样。”白素珍无奈地回答，“但不回去不行啊！”

王加根不再言语。内心里，他也不希望母亲在王李村大吵大闹。因为这种吵闹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还有，他自己也该回去上班了。

就这样，预想中翻天覆地的吵闹不得不虎头蛇尾地收场。

参加完奶奶的葬礼，加根的情绪极其低落。

他怎么都难以相信，慈祥的奶奶殁了，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永远离开了他。可这又是事实：他亲眼见奶奶躺在棺材里，亲眼见本家二爹、本家叔叔和皮匠三爷封好棺材盖，亲眼见村里几个年轻力壮的男人，把装有奶奶遗体的棺材抬到村西晒石畔墓地，又亲眼见他们把棺材放入事先挖好的土坑，用铁锹掀起红黄色的泥土，一点儿一点儿地掩埋……

再也见不到奶奶的音容笑貌，听不到奶奶的细声叮咛，再也没有机会为奶奶修剪脚趾甲，没有机会把奶奶接到身边生活了。

想到这一点，加根禁不住泪眼婆娑。

奶奶是忍受不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才自寻短见的啊！无论她老人家喝农药之前有没有吵架，与家里其他人产没产生矛盾，王厚义和胡月娥都难辞其咎。尤其让王加根寒心的，也是他无论如何都难以原谅的，是在奶奶有希望存活下来的时候，王厚义放弃了抢救。仅仅为了省下三百元钱，他们就把奶奶从医院拖回家，眼睁睁地看着老人家遭受十几个小时的折磨，痛苦地死去……

稍有良心和良知的人，怎么可能做出这种连畜生都不如的事情！眼巴巴地盼着一个人死去，这是多么狠毒的心肠啊！钱就那么重要么？王厚义为了再生一个儿子，甘愿交计划生育罚款，两次交了七百元钱。他却舍不得花三百元钱挽救奶奶生命！眼看一个生命即将逝去，能抢救而不去抢救，实际上就是间接故意杀人。

这在法律上有明文规定。

“别人说救活了也管不了多长时间”——多么荒唐而又残酷无情的理由。照这种理论，所有身患绝症的人，都没有救治的必要，反正救活了还是会死去。依此类推，所有患病的人都有生命终结的那一天，都没有医治的必要。那么，还要医院和医生干什么？

据科学研究考证，一个自寻短见的人，在将死而未死的时候，往往会幡然醒悟，求生的愿望特别强烈。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测，白氏从喝农药被人发现时起，就不愿意撒手人寰了。因为她还等着加根给她买小剪刀，还等着孙儿娶孙媳妇，等着看重孙子呢！她怎么舍得离开这个世界呢？但是，没有人给老人家这个机会。

想起这一点，王加根就怒火满腔。可害死奶奶的人又是他的亲生父亲，他不知道该如何弄。

唉，更重要的是，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处理这件事情啊！

转眼就到了国庆节。

放假期间，肖木匠带着徒弟如约来到牌坊中学。花了两天功夫，把王加根家的木料铸成了半寸厚的木板。

肖木匠说，杉木比较潮湿，暂时不能用来打家具。因为湿木材打的家具会变形，必须等木板晾干。他还经验十足地叮嘱，木板只能阴干，不能在阳光下暴晒。

阴干意味着只能放在室内。

王加根和方红梅的宿舍都是三米见方的房间，面积十平米左右，高度只有两米多，而那些木板却有五六米长，无论是横着还是竖着，抑或是立着或者躺着，都放不下这东西。

能够容纳这些木板的，只有教室或者办公室。放在教室里面肯定不行，影响学生上课不说，还有可能被学生弄得面目全非。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放在办公室。

征得学校领导的同意，他们把木板平放在办公室地面上。为节省空间，将木板一块一块地摞起来。木板与木板之间，用竹筷子和木片隔开，露出缝隙通风，以便干得快一些。

同事们说，这些木板风干至少需要两个月。干了才能够定型，定型了打出的家具才不会变形。

这不碍事。他们没打算马上打家具，因为还得花时间攒钱。再说，眼下在校园里也找不到适合打家具的场地。

他们的宿舍那么窄，屁大一块地方，根本就铺排不开。只能等学校放寒假之后，腾出一间教室供木匠们使用。

家具的事情只能暂时做到这一步。

另一个必须解决的难题，就是婚房。

王加根和方红梅的宿舍被办公室隔开，东一间，西一间，这样扯着不方便。他们希望把两个人的宿舍调到一起，或者安排一间较大的宿舍，这样便于摆放家具，有个家的样子。

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丁胜安和邹贵州满口答应。只是时间上要稍晚一点儿，等到这学期结束，再帮他们调剂。

当然，王加根面临的愁肠事，远不止这些。

请木匠打家具得花钱。家具打成之后，油漆也得花钱。还有结婚所需的床上用品没有买，新衣裳没有添置。酒席多少得办几桌，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钱从哪儿来？买过杉木之后，他一贫如洗，身无分文，买菜都是方红梅出钱。

二十岁的他愁得白头发都长出来了。

眼见王加根这么熬煎，方红梅也很心疼，可爱莫能助。她不敢撺掇加根去向他父母要钱。如果她提出那样的建议，加根肯定会如点着的爆竹，噼里啪啦地炸个不停。

她太了解王加根了。

“要是春节来不及，就把婚期往后推，改到明年五一。”方红梅只能这样劝慰，“反正证已经领了，又住在一起，结婚不结婚没多大区别，也就是举行个仪式而已。”

王加根也有过这想法，可心里惦记着另外一件事：“你不是说这个月好事没有来，可能又出事了吗？”

方红梅懊恼地低下头，有点儿沮丧。

“没来月经不一定就是怀孕，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她侥幸地回答，“我还是抽空儿去医院检查一下。”

就在他们谈婚论嫁的时候，方红梅收到了湖北大学邮来的《录取通知书》——她考上了中文系本科函授班。

看过《录取通知书》，她激动得满脸通红，浑身颤抖，说话的声音都变了调儿。太不容易了！孝天市报考这期函授班的有好几百人，最终录取了三十九名。这三十九名幸运儿中，只有四个是女生。

“不惜一切代价拼五年，我一定要拿到本科文凭！”方红梅斩钉截铁地说，“结婚的事暂时放一放。要是真的出了事，我就去医院。”

王加根无言以对。

他能说什么呢？前段忙忙碌碌的日子，他们总是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扯皮，家长里短地辩论，婆婆妈妈地争吵，与那些市侩而又庸俗的小市民没什么两样。他既感到厌倦，又非常担忧，害怕他们过早“蜕变”，成为平庸之辈中的一员。毕竟他们才二十出头，风华正茂。现在方红梅考上本科函授班，就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最起码近五年不会无所事事。这多么好啊，他应该支持。

因为对月经的事情不放心，他陪方红梅去医院检查。

结果显示：他们又造出了一个生命。

“怎么办？”他征求方红梅的意见。

“引产！”方红梅没有丝毫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