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半年，她第二次做了人工流产手术。
眼见方红梅为了函授学习破釜沉舟，推迟婚期，打掉孩子，王加根心里还是难免一阵酸楚。不过，既然已经明确表示支持，他就不能出尔反尔，显得没有男子汉的气量和大度。
首次面授学习时间是十二月上旬。按通知要求，必须交三十元钱的教材费，加上往返路费和十天的生活费，起码得他们一个月的工资。
这次人工流产，手术费和药费又花了二十六元钱。两人囊中羞涩。所有的花销都等着发十一月份工资。
经济拮据已经够烦的了，加根还得考虑自己的文凭问题。
当初方红梅劝他一起参加本科函授招生考试，他固执地拒绝了，现在见方红梅收到《录取通知书》，他又有点儿后悔。
他相信自己是有能力考上的。如果他们都考上了本科函授班，不是又可以成为同学么？一起参加面授，一起复习备考，五年之后，双双拿到本科文凭，那是多么惬意的事情！
这么好的机会，自己却错过了。
不过，加根又想，如果他和红梅两人都考取了本科函授，两人的学费就得六十元，一起面授学习的花销更大。钱从哪儿来？两人同时外出参加面授学习，他们的工作怎么办？课谁来上？作业谁来改？学校领导会同意么？
方红梅前天把《录取通知书》交给张仲华，为十二月份的面授请假时，张仲华直言不讳地提出附加条件：以后只要方红梅参加面授学习，她的课程必须由王加根承担。因此，可以大胆的推测，要是他们两人同时请假外出，学校领导绝对不会批准。
还有，如果他和方红梅都外出了，敬武在学校里怎么办？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没办法解决。
面对现实，王加根对当初放弃本科函授班招生考试，又不那么后悔了，觉得自己的选择还是比较明智的。他和方红梅不可能同时参加面授学习。一个人坚持读函授的话，另一个必须作出牺牲，选择其他途径奔文凭。
现在的问题是，方红梅函授学习五年肯定能够拿到本科文凭，而王加根参加自学考试五年，能否本科毕业却不一定，甚至有可能连专科文凭都拿不到。
这是加根最大的心结。
要是方红梅本科毕业了，自己还只是中专学历，脸往哪儿搁？如果按教师学历来安排教学时段，方红梅可以教高中，而他只能去教小学。他还有一点儿男人的尊严么？
函授班读不成，自学考试能否毕业存在不确定性，脱产进修没有指标，电大又没听说要招生。要想不掉队，现在唯一的途径只有参加高考，重圆大学梦。自己参加工作已经满两年，能够以社会青年的身份报名参加高考。这条路虽然难度很大，但已经别无选择了。
客观地分析现状，他觉得自己考上理科类大学的希望不大，决定去报考文科类大学。
历史和地理知识靠死记硬背，他对自己的记忆力还是比较有信心的。语文和政治，多花点儿功夫，应该也没太大的问题。短板还是英语和数学。尤其是英语，现在的高中生都比较厉害，而他只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听英语广播讲座，实际水平还不如初中毕业生。虽然难，他还是准备脱它一身皮，咬紧牙关去搏一搏。
方红梅的本科函授把他逼上了绝路，他别无选择，只能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打过鸡血之后，他就把宏伟规划和远大抱负告诉了方红梅。
方红梅听过之后，却没有他想像的那么兴奋，更没有对他的计划表示支持。她表情冷漠，提出的观点基本上都是在泼冷水。
“高考竞争一年比一年激烈，已经到了白热化程度，你高中毕业四年了。这四年完全没有接触过高考，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信息，怎么可能战胜那些应届高中毕业生？异想天开，白日做秋梦。”方红梅毫不留情地打击，目的就是让他彻底死心。
王加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如一头被激怒的狮子。
方红梅意识到话说重了，又换了一种和缓的语气，苦口婆心地劝说和开导。
她说，如果王加根去读大学，她的本科函授班就学不成。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读大学必须脱产离职，没有工资收入。仅靠她一个人的薪水，不足以维持两个人的开支。时间上也没有保障。两个人都去奔文凭，一个人要复习备考，一个人要自学课程，家务活儿哪个去干？如果是这样，务必将来经常扯皮，影响两个人的关系，还有可能两个人都学不好。退一万步讲，就算王加根考上大学了，他们又得分开四年。四年时间，她一个人在牌坊中学怎么办？分居那么长时间，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男人都是花心大萝卜。进了花花绿绿的大城市，大学校园里那么多年轻漂亮的小姑娘，你一去恐怕就会忘了我。”方红梅噘起嘴巴子，显出委屈的样子，“所以我觉得你考上大学并不是什么好事。对于我来讲，无异于一场灾难。我们可以来个约定，你放弃考大学，我答应不推迟婚期。还是按照原计划，我们明天五一结婚。”
话说到这个份上，王加根再也不好固执己见。
他没想到方红梅还是个醋坛子，就答应不报考大学了，继续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凭实力去拿文凭。
“我们学的都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基本上一样，教材可以共用。这能节省不少钱。”方红梅继续巩固劝说的成果，“我可以把面授时的听课笔记给你看，你又能帮我完成函授作业。我们还可以互相报题目对方背，检验学习效果。比翼双飞，共同进步，该有多好！”
王加根被她勾画的美好蓝图感动了，眼眶里旋转起了泪水。
通过沟通和交流，他们对未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总算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和规划。工作上互相帮助，学习上彼此促进，家务事共同承担。
所有这一切，看似非常美好，但真正实施起来，却并非那么容易。说来说去，还是思想上的疙瘩没有完全解开。
王加根心里总像压着一块大石头，难得轻松和快活起来。肝火又特别旺，动不动就发脾气。有时对领导不满，有时对同事不满，有时对学生不满，有时对家人不满，逮谁就跟谁闹，如同一只好斗的公鸡。单身独处时，他甚至跟自己生气，莫名其妙地自抽耳光。
手头有事忙的时候，稍微好一点儿。只要一闲下来，他就无事找事地发神经。一会儿说日子过得太单调、太呆板、太枯燥、太无聊，恨不得去死了就好；一会儿感叹生活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往下混，没什么意思，如同断线的风筝不知道要飘向何方。有时庆幸与方红梅相识、相知、相爱，收获了爱情；有时又后悔谈恋爱太早，二十岁不到就背负起生活的重担，整天愁得像个老头。因为烦闷、懊悔和压抑，他总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喊大叫，哭一场，或者把身边的东西砸个稀巴烂。
这期间，他还回王李村参加了王裁缝的葬礼。
奶奶去世后，加叶加花没人照顾，王厚义又去江汉农场接回了王裁缝。没想到，王裁缝回王李村才一个多月，就因为脑溢血过世了。
加根回王李村参加王裁缝的葬礼时，满脑子想的，都是奶奶。
他独自坐在奶奶生前住过的房间里，一点儿也不害怕，反而感到很亲切。恍惚中，他似乎看见奶奶从床上坐起来，抬起瘦骨嶙峋的手，抚摸着他的脸蛋儿，叹息他瘦了，问他是不是生了病。
眼见父亲和继母为王裁缝的丧事忙碌，没有谁提起奶奶，似乎奶奶根本就没在这个家里生存过，加根感到特别伤心，也非常气愤。
这一个多月，他接连收到母亲的好几封来信，谈的都是奶奶的事情。白素珍准备今年春节回湖北，陪伴她养母的亡灵，为含冤去世的奶奶报仇雪恨。
她在信中说：“加根，我以前劝你与王厚义和平相处，那是我考虑到你年幼，害怕你跟他作对会吃眼前亏。现在你长大了，我必须告诉你：我和王厚义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在生活的舞台上，要么他死，要么我亡！至于谁胜谁负，法庭上见分晓！我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替我养母申冤报仇，替我自己报仇雪恨！不告倒你父亲，不争回我养母的遗产，我绝不会停止战斗的笔！”
读着这样的来信，加根感到非常为难，既困惑，又矛盾。
奶奶饮恨离世，他也恨父亲，希望王厚义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真的把王厚义拉出去枪毙么？真的让王厚义去坐牢么？他又于心不忍。不管怎么说，这个人给过他生命。他血管里流淌着的，还有这个男人的血液。
血浓于水啊！
另一方面，王加根对母亲那种吵闹起来就不管不顾的做法比较反感。他担心白素珍春节期间在王李村闹得一塌糊涂，多次写信劝母亲不要回湖北，或者回湖北之后不要大吵大闹。
这些劝告丝毫也没起作用。他反而遭到母亲毫不留情的痛骂。
白素珍说，加根是在可怜罪大恶极的父亲，因王厚义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吓得胆战心惊！
唉，他真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麻烦事。
方红梅的情绪同样不稳定。
当函授录取通知书带来的喜悦消退之后，她仍然走不出工作调动留下的心理阴影。
牌坊中学不是伊甸园，她和加根也不是夏娃和亚当。尽管古今中外的文人墨客把爱情描写得那么美好，神圣、崇高而又伟大。可是，爱情不能当饭吃。人活着，就必须与柴米油盐酱醋茶打交道，必须演奏锅碗瓢盆交响曲。呆在这么一个孤岛野庙一样的鬼地方，夜晚见不到一个人影，周末和节假日找不着人说话聊天。陪伴他们的，只有孤单、寂寞、空虚、无聊和恐惧。因为远离城镇，加上人生地不熟，干什么事情都不方便。
抚今思昔，想起自己毅然离开的方湾中学，方红梅难免失落，难免郁郁寡欢，甚至伤心落泪。
那是她的母校，又在那儿工作过。无论那里的教师和学生，还是他们的家属或家长，她都非常熟悉。八小时之外，她和同事们一起打篮球、打乒乓球、打羽毛球、打扑克，去街上吃大排档、看电影、看录像、唱卡拉OK，其乐融融，快乐无比。更为难得的是，方湾中学离她家菜园子村那么近，她可以在家里吃父母做的热菜热饭，可以与弟弟妹妹斗嘴疯闹，享受天伦之乐。
调到牌坊中学之后，这一切倏忽间远离了她。取而代之的，是两个人的孤独相守，是漫漫长夜的顾影自怜。方红梅心理上的落差不言而喻。
回想起两次意外怀孕，又不得不打胎，她更是悲从中来，而且特别生气。怪只怪王加根太穷了，没本事结婚。
她于是指责和抱怨王加根，骂他枉为男人。
王加根呢？也不甘示弱，与方红梅针锋相对。
我就这个条件！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我就是一个穷光蛋！又没有瞒着你，又没有欺骗你，是你自己投入我怀抱的。你一会儿说马静找的周哲凡家庭条件好，一会儿说高中的女同学嫁的老公会赚钱。这不满意，那不满足，现在觉得委屈后悔了，早干嘛去了？我不会因为穷，就对你卑躬屈膝，更不会存心去巴结你、讨好你。我绝不会当一个没有血性、没有骨头的猥琐男人。
“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看着办吧！”
说这话，他也实在是没办法。
陪方红梅人工流产时，他心如刀绞。医生扼杀的，是他的亲骨肉啊！他不想把自己的孩子留下吗？虽说领了结婚证，他们就是合法夫妻关系，但按常理还是应该举行一个婚礼。向社会昭示，得到亲朋好友的认同，他们的婚姻才算名正言顺。可是，他们拿不出钱来办这么一个仪式。没有结婚就怀上孩子，会被别人戳脊梁骨，被别人唾弃和谩骂，特别是女人，会背上极坏的名声。他不愿意心爱的女人受到这样的伤害，只能以牺牲亲骨肉为代价。孩子没有了，可以再造再生，女人的名誉受损了，则永远难以修复。他也是为方红梅着想啊！
这其中的是非曲直还没有理清，方红梅又与教导主任张仲华发生了冲突，闹得关系紧张。
矛盾是由期中考试考核评定引起的。
开学初，牌坊中学制定出台了《教师教学考核评定奖惩办法》。其中一条重要内容，是对在期中、期末和中考等大型考试中，教师所任学科取得优异成绩给予奖励。
具体来讲，所任班级学生及格率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根据优秀率情况予以奖励。优秀率达到百分之三十，获一等奖，奖金二十元；优秀率达到百分之二十，获二等奖，奖金十元；优秀率达到百分之十，获三等奖，奖金五元。
这个奖惩办法是张仲华负责起草的。
这些年来，牌坊中学教学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都出自他之手，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督导，也由他组织开展。丁胜安通常只在人事、财务和对外接待这些事情上出面，学校内部管理方面的麻烦事，一般都交给张仲华。
张仲华呢？又是一个不怕麻烦、喜欢用权、爱管闲事的人。
每天早上，他拿着考勤本在办公室转一圈，看看教师们有没有按时到岗。隔段时间，他都要检查教师们的备课和学生作业批改情况。心血来潮了，他还会拎起一把靠背椅，不声不响地进入某间教室，旁听教师们讲课。他干起这些事情乐此不疲，劲头十足。特别是看到教师们因为他的严格管理显得紧张和惶恐不安时，总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快感，觉得自己在牌坊中学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管理别人，张仲华能够做到事无巨细，查找教师们工作中存在的纰漏，更是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但是，他自己又不以身作则，更谈不上率先垂范。要求别人做到的，他从来就没有做到过，仅限于“用马列主义的电筒照别人”。
基于他的这种德性，学校的教师们都不怎么喜欢他，甚至从内心里厌恶他。尤其是一些年轻教师，经常因为受到他的压制和批评，对他恨之入骨、嗤之以鼻，咬牙切齿地咒骂他。不过，大家确实又有些惧怕他，担心他在丁胜安面前打小报告，受了委屈总是忍气吞声，不与他计较，尽量避免与他发生正面冲突。
张仲华拟定《教师教学考核评定奖惩办法》时，参考了往年的考试情况，认为他自己十拿九稳能够得奖。
遗憾的是，今年期中考试成绩出来后，他所教的政治课考得差强人意，很多学生都在六十分以下，及格率没有达到百分之八十，失去了评奖资格。丁胜安和邹贵州没有任课，自然也拿不到奖金。能够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的，全部是其他普通教师。
看到这个结果，张仲华霎时慌了手脚。
奖惩办法是经校务会讨论通过，并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公布于众的。如果出尔反尔，肯定会引起教师们的反感，激起公愤。但是，按照这个奖惩办法执行，学校得支出一笔不小的费用。更为尴尬的是，获奖人员没有一个是学校领导。
考试结果出来的最初几天，张仲华坐立不安，对兑现问题感到非常棘手。他先是找中老年教师到办公室交谈，征求他们的意见，商量这个事情该怎么弄。
大家一致认为，学校领导应该说话算数，不能失信于民。
无奈之际，张仲华又提出对所有获奖学科的学生试卷进行复核。他的意图很明显：既然学校领导拿不到奖金，就不能让教师获奖面太大，要最大限度地压缩获奖人数。
接下来，他就坐在办公室里专心致志地翻阅那些已经阅过的试卷。想方设法扣减分数，把及格率和优秀率拉下来。
整整花了一个星期时间，他用蚂蚁啃骨头精神，一丝不苟地复核试卷，并取得了成效：与最初的结果相比，全校获奖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而且大幅度降低了获奖等级。
不少教师气得眼睛充血、头冒青烟，但都敢怒而不敢言。
王加根获一等奖稳如磐石，没有被拉下来。
方红梅本来可以获二等奖，因为及格率被拉到百分之八十以下，失去了评奖资格。她翻阅着被张仲华扣减过分数的试卷，发现很多本来答对的题目都被扣了分，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有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刚刚调来的方红梅成了第一个去摸老虎屁股的人。她拿着初一（1）班的语文试卷，来到学校领导办公室，把试卷摊在张仲华面前，逐题询问学生的答案究竟错在哪里，要求他说明扣分的理由。
张仲华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搞懵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新来乍到的黄毛丫头竟敢向他叫板。他稍微稳定了一下情绪，开始搜肠刮肚的调动自己的语文知识，胡乱地解释和应对挑战。
有一道题目，要求用“花枝招展”造句。学生写的答案是：我妈妈总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张仲华认为说法欠妥，判为错误。理由是，如今又不是原始社会，人怎么可能用花朵和树枝来打扮自己呢？
“你知不知道花枝招展是什么意思？”方红梅用嘲弄的口吻问。
张仲华一时语塞。
迟疑片刻，他把双手举过头顶，比划着回答：“花枝招展嘛，就是那个花呀、树枝呀，在风中摇呀摆的。就像这样，这样两边摆动。属于动宾词组。”
办公室里的不少教师都埋下头偷偷发笑。
方红梅怒气冲冲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从桌上拿起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再次来到领导办公室。
她把词典扔在张仲华面前：“你自己查一查，好好学习一下，把意思弄懂了再判断对错。不要误人子弟！”
说完这些，方红梅觉得还不解气，继续咄咄逼人地发问：“还有这几个字的拼音，为什么错了？文言文中的通假字与现代汉语的读音不一样，你知不知道？自己不学无术，凭什么胡乱更改？”
张仲华满脸通红，被噎得哑口无言。
因为丢了面子，他气急败坏，也顾不了学校领导的身份，竟然开口骂人：“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是个什么东西！”方红梅毫不示弱，“自己没本事得奖，看到别人得奖又眼红！有你这样当领导的吗？”
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一个弱女子能够这样拍案而起，让那些忍气吞声当缩头乌龟的男教师们汗颜汗足。
大家纷纷找丁胜安评理，表达对张仲华胡作非为的不满。
迫于民情民意的压力，张仲华不再坚持复查和更改试卷分数。
丁胜安趁机送了一个顺水人情：坚决执行《教师教学考核评定奖惩办法》，严格按照最初评定的考试成绩兑现，该奖的一分钱不少，不该奖的一分钱不给。
就这样，方红梅的据理力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不过，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她因此得罪了张仲华，结怨还比较深。
自那以后，张仲华对她总是“特别关照”，有事没事找她的茬儿，故意刁难她，伺机报复，给小鞋她穿。
方红梅本来就对牌坊中学偏僻的地理位置和恶劣的生活环境不满意，现在又遇上张仲华这么个无赖，烦恼和苦闷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