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早晨，白素珍七点钟不到就起床，洗漱完毕，拎起手提包，蹑手蹑脚地走出李艳红的家门。

街上一片寂静，孝天城似乎还在睡梦中。偶尔有早起的老人沿着人行道踽踽独行，或者拖沓地慢跑着，咳嗽声听起来特别响亮。

白素珍在路边的小摊上买了两个烧饼，一边啃，一边急匆匆地赶往孝天市法律顾问处。魏律师说好今天帮她写起诉状的。

八点钟上班，法律顾问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踩着钟点到，主任汤正源也按时上班，可魏律师还没来。

白素珍坐在魏律师的座位上，耐心地等待。

一直等到八点半，仍然不见魏律师，却等来了魏律师的老公。

原来，魏律师病了，她老公是来替她请假的。

真倒霉！运气这么差！白素珍有点儿懊恼。想到魏律师与自己素昧平生，就那么爽快地答应帮她写诉状，她到街上买了两瓶水果罐头，跟随魏律师的老公一起前去探望。

当然，她也想去求证，看看魏律师是不是真的病了。

到了魏律师的家，看到她躺在床上，额头上搭着一块湿毛巾。

白素珍坐在床边，简单地陈述了一下案情。

魏律师有气无力地说：“我还在发高烧，一时半会儿恐怕好不了，也不可能去单位上班。您最好去找找我们汤主任，让他另安排一个律师帮您写。”

“行。那您好好休息。”

白素珍原路返回法律顾问处，向汤正源转达了魏律师的意思。怕汤正源敷衍，她还拿出了冯婷婷写给政法委书记的那封信。

看过信，汤正源笑容满面地说：“我跟省司法厅的冯处长是老熟人。至于市政法委曹书记，既是我领导，也是打坐场的朋友。”

他询问了官司进展情况，也为白素珍的执着精神所感动。

“您每天在街上啃烧饼、吃包面，中午坐在汽车站候车室里等别人上班，像个没娘的孩子。看您那么可怜，我心里也很难过。”

听汤正源这样讲，白素珍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说：“我本来就是没娘的孩子。有娘的话，就不会落得今天这地步。我并不觉得自己可怜。养母被王厚义和胡月娥逼死了，我为养母申冤，吃这么一点儿苦，算不了什么。如果不是养母抚养，我的命早就没了。所以，为养母报仇雪恨，再苦再累，我也心甘情愿。”

汤正源没有吭声。

他找来一个姓周的男律师，安排他帮助白素珍写起诉状。

在案件管辖问题上，周律师比较认同检察院刘主任的观点。房产纠纷案找法院，虐待致人死亡案去公安局报案。因此，他决定写两份法律文书，一份起诉书，一封控告信。

当天晚上，在汤正源的陪同下，白素珍见到了孝天市政法委书记曹云安。

曹云安看过冯婷婷的信，答应去找市法院院长，催一下。

该找的人找过了。起诉书也重新写好了。白素珍又信心满满，觉得法院受理案件应该没有问题。

她趁热打铁，赶紧又去孝天市人民法院。

接待她的依然是年轻漂亮的楚法官。

楚法官把周律师重新起草的起诉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没挑出什么毛病，就对白素珍说：“起诉书一式两份，正本留法院，副本由法院送达被告人。你去外面复印一份，签名后交给我。”

白素珍连声答应，忙不迭地照办。

楚法官办理完签收手续，对白素珍说：“行了。起诉书我们收下了，你回去听消息吧！”

“估计什么时候开庭呢？”白素珍小心翼翼地问。

“一个月左右。”

“这么久啊！能不能快点儿？”白素珍又急了，恳求道，“你看我大老远地从河北保定跑来，去来一趟多不方便，路费就得好几十块钱。现在住在旅社，每天吃呀住呀开销也是挺大的。你们考虑一下我的实际困难，早一点儿开庭行不行？我就在孝天城等消息，免得跑去跑来，多花冤枉钱。”

楚法官笑容可掬地看着她，慢条斯理地回答：“法律上对诉讼期间有明文规定，并不是想快就能够快的。今天收了你的起诉状，算是我们正式立案了。立案后，我们会在五天之内将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人，要求被告人在十五天内提交答辩状。收到被告人的答辩状后，我们会在五天之内把答辩状副本送给原告人，开始组建合议庭。两个五天加一个十五天，这二十五天是雷打不动的。因此，一个月能够开庭审理，就算是比较快的了。”

听楚法官这么讲，白素珍又无话可说，望着漂亮的楚法官笑了笑，无可奈何地走出了市人民法院。

按照之前拟定的计划，她又赶紧前往孝天市公安局。

接待她的是年轻的郭警官。

看过她的控告信，郭警官问：“人都死了这么长时间，怎么到现在才来报案？”

白素珍叹了一口气，又开始讲述她养母死亡之后发生的故事，讲述她曲折而又艰难的告状经过。

郭警官听完之后，若有所思，愤愤不平地说：“本来蛮简单的事情，怎么弄得这么复杂？刑事案件的报案、控告和举报，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可以受理。就算不属于他们管辖，也应该先受理，再移送给管辖部门。”

“控告信我们收下了。但具体经办不一定是我们市公安局，有可能会移交到杨岗派出所。王李村属杨岗派出所管辖，当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方便一些。”郭警官最后这样讲。

“你们什么时候移交给杨岗派出所呢？”白素珍问。

“应该很快。”郭警官回答，又补充道，“如果你想更快些，可以直接到杨岗派出所去报案。”

白素珍沉思片刻。想到法院那边的房产纠纷案开庭还得一个多月，不如利用这段时间，全力以赴催办公安局这边的案子，回答：“那我就去杨岗派出所报案吧！”

告别郭警官，白素珍回到了孝天地区实验中学。

她向艳红夫妇讲了官司进展情况。一边说，一边清理自己的衣物。吃过午饭，她就拎上大帆布提包，到孝天汽车站搭班车。

历经长途汽车一个半小时的颠簸，总算到了杨岗。她顾不上寻找落脚的地方，直接前往杨岗派出所。

运气还不错。在杨岗派出所，她见到了曾经为她养母“开棺验尸”的杨所长。

杨所长接过控告信。一目十行地浏览了一遍，公事公办地承诺：“我们公安机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如果你所写的情况属实，我们一定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

白素珍追问：“你们什么时候开始侦查？需要多长时间结案？”

“这个就不好说了。”杨所长双臂交叉抱在胸前，靠在沙发转椅上，打起了官腔，“这要视案件的复杂程度而定。快的三五天，甚至当天就能破案；慢的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的有，甚至还有几十年都没有破的积案。你这个案子，人已经死亡是事实，而且确实喝了农药。你认为死者是被虐待致死，这就需要证据。收集证据要时间，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眼下春节刚过，农村抹牌赌博成风，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很重。一时半会儿，我们恐怕抽不出人手办你这个案子。当然，你也可以协助我们调查取证。只要收集到的证据确凿充分，我们同样可以惩治犯罪嫌疑人。”

白素珍回答：“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愿意协助你们调查取证。”

“这样最好。”杨所长笑着说。

就这样，白素珍在杨岗街上找了家旅社住下，以“业余警察”的身份，开始调查取证。

调查取证的工作地，当然是王李村。

杨岗街上距王李村有八里路，可以坐长途汽车，不过班次很少，而且得花钱。白素珍坚持步行往返。

她每天一大早从杨岗街上出发，步行一个多小时，到达王李村。

重回曾经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有家难回，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熟悉的老宅早已不见了踪影。亲爱的三弟和养母离开人世，化作了泥土。而本应属于她所有的房屋，仍被王厚义和胡月娥霸占着。

想起这些，白素珍就满腹悲怆，义愤填膺，怒火中烧。

“等着吧，王厚义。我一定要把你送进监狱！我一定要争回养母的遗产，让你、胡月娥和你们的非婚生子女无处安身！”

有了这种坚定信念，白素珍变得异乎寻常镇静。

她开始接触那些多年不见的父老乡亲，走进那些熟悉的家庭。有些人家她正月初一初二已经去过了，但那时目的性不强，也不知道要告王厚义哪些“罪行”，都是泛泛而谈，聊天叙旧的成分比较多。这一次不一样了，目的非常明确。主要是了解王厚义和胡月娥是如何虐待老人的，在发现白氏喝药之后，又是如何假装抢救，遮人耳目，故意不作为，让白氏悲惨死去的。每次谈话，她都想方设法把话题往这些方面引，让别人讲实情，形成“铁证”。别人讲的时候，她就拿出钢笔和笔记本，认真地记下来。

乡亲们见她这样，难免产生顾虑，说话吞吞吐吐，遮遮掩掩，不愿意畅所欲言。

发现这个情况后，白素珍再去调查取证时，就不带笔记本和铅笔了。她装作非常随便的样子聊天，听到的情况反而更有价值。把乡亲们讲的牢牢记在脑子里，回到杨岗旅社之后，就开始奋笔疾书，一点点地回忆和记录下来。

一些敏感的乡亲意识到白素珍准备与王厚义打官司，就好心地劝她算了。理由是，农村虐待老人的事情比较常见，很少有人为这事去打官司。

“素珍呀，你要是打这场官司的话，起码要掉二十斤肉。最终，还未必能赢。”皮匠三爷断言。

这些奉劝和忠告，丝毫也动摇不了白素珍的决心。别说掉二十斤肉，就算搭上这条命，她也要为养母报仇雪恨，要把王厚义送进监狱。

辛辛苦苦地跑了几天，白素珍调查取证成果丰硕，两个软面抄写本记得满满的。她拿着笔记本，到杨岗派出所找杨所长，询问这些证据够不够。

杨所长把笔记本翻了翻，回答：“内容差不多了，问题是被调查的人都没有签名。这些人过后要是不认账怎么办？证据材料必须有证人签名。”

“可是，这些证人里面好多不会写字呀！”

“不会写字就让他们按手印。”

“这……”白素珍感觉非常为难。

杨所长继续说：“如果他们既不签字，也不按手印。到了审理案子的时候，出庭作证也行。”

白素珍觉得，要做到这点更难。

杨所长耸耸肩，两手一摊：“那你这几天调查取证就白搞了！”

万般无奈，白素珍只好答应，再去王李村试试。

结果呢？那些曾经提供证词的乡亲没有一个人愿意在证据材料上签名或者按手印，更没有人愿意出庭作证。

他们说：“你白素珍打完官司，拍屁股一把灰走了。我们还要在王李村活人呢！又不是说这场官司你就一定能赢，王厚义一定会坐牢。我们将来还要和他相处几十年，哪个又愿意为你打抱不平，去得罪厚义呢？要是与厚义结了怨，他不光会骂我们，说不定还会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白素珍觉得这些人太势利，没有正义感，可又说服不了别人。

皮匠三爷出主意，建议她去找村支书，要求村党支部以组织的名义出证明，证明乡亲们说的都是事实。

“这样的效果，肯定比个人签字画押更有说服力。”

白素珍眼前一亮，觉得这主意不错，谢过皮匠三爷，就去了村支书家里。

村支书是看着白素珍长大的，又一直生活在王李村，对相关情况了如指掌。从内心里讲，他愿意出证明，但又不想一个人背责任。

“这事我还得和村委会主任商量一下。”他对白素珍说。

正在这时，皮匠三婆来找白素珍，请她去家里吃午饭。

白素珍于是向村支书告辞，跟着皮匠三婆去了他们家。

吃中午饭的时候，皮匠三婆老两口非常紧张，一个劲地劝白素珍赶快离开王李村。

白素珍不解地望着他们。

皮匠三爷告诉她，厚义已经听到她调查取证的风声，正在到处找她，要打她。

“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还是躲一下吧！”皮匠三爷说。

听到这儿，白素珍心里确实害怕。她知道王厚义心狠手辣，打起人来不管死活。匆匆地扒了几口饭，她就离开了，一路小跑地去了村支书家里。

村支书不在。他老婆说可能在村委会主任家里。

白素珍于是又前往村委会主任家。

村委会主任的老婆说，她男人和村支书一起去大队部开会了。

白素珍来到王李村的“首脑机关”。

她发现王李村所有带点儿职务的干部都在，大家正在开会研究，给不给白素珍开证明的问题。

白素珍趁此机会，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诉开了。她恳求村干部们拿出共产党员的良知和公正，为她主持公道，提供一份实事求是的证明。

接下来，村干部逐个表态发言。

经过好半天讨论和研究，村支书最后拍板，同意出证明。

拿到红印堂堂的证明，白素珍如获至宝，不停地给大家弯腰致谢，一刻也不敢耽误地赶往杨岗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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