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难怪，除了摊在办公室风干的二十几块木板，他什么都没开始准备。主要是因为没钱。眼下，他和方红梅两个人的积蓄加在一起，只有一百多块钱。靠这一百多块钱结婚，怎么精打细算也不够啊！

家具是非打不可的，打好家具还得做油漆；棉被、床单、被面、被里、枕头、枕套、枕巾这些床上用品是必不可少的；每人还得置办一身新衣裳；再就是请客。就算在牌坊中学举办婚礼，不邀请双方的亲戚朋友，学校有二十多个同事，起码也得置办三桌酒席……这些最基本的花销，少说也得五百元。

也就是说，至少还有三百多块钱的缺口。

确定了在老丈人家里打家具，王加根天天盼望着来拖木板的顺路车。顺路车却迟迟没有来，加根的母亲反而不请自到。

白素珍突然造访，让加根和红梅感到很意外。不过，他们并不紧张。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反正他们领了结婚证，马上就要举行婚礼，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其他人的态度无所谓。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白素珍见到方红梅，居然表示很满意。她夸方红梅模样儿长得俊，知书达理，言谈举止得体，还会体贴人。

“老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这真是一点儿也不假。都怪加根以前写信时没有把你介绍清楚，让我产生了误会。看来，我儿子还是蛮有眼光的，没有看走眼。”白素珍拉着媳妇的手，笑呵呵地发感慨，“当然，我反对你们恋爱也是有私心的。我一直希望加根到河北工作，让我们母子在有生之年能够生活在一起。唉，这都是命中注定。我也不强求了，不干涉你们的婚姻自由。”

白素珍说完，从手提包里拿出两百元钱，交给方红梅。说是婆婆给儿媳妇的见面礼，也是送给他们的结婚贺礼。

方红梅没有客套，红着脸收下了。

见到这种场面，王加根心里自然非常高兴。与春节时相比，母亲明显瘦了，眼眶大了，脸上只剩一张黄皮，他有些心疼。

拉了一会儿话，喝完一杯水，白素珍突然转移话题，卖起了关子，得意洋洋地问：“你们猜，我是从哪儿到这里来的？”

加根和红梅疑惑不解对望了一眼。除了王李村、白沙铺和孝天城，她还能从哪儿来呢？

白素珍如此郑重其事地提问，显然不是这三个地方。

“菜园子村？红梅家里？”王加根猜测。

白素珍抿着嘴摇摇头，笑了笑：“说出来，吓你们一大跳。”

加根和红梅更觉蹊跷。

“我是从胡月娥前夫家里来的！” 白素珍得意地告诉他们。

这简直是条爆炸性新闻！加根和红梅惊讶得目瞪口呆。

白素珍开始喝第二杯水，慢条斯理地介绍缘由。

她首先骂胡月娥贱，对胡月娥看上王厚义难以理解。因为胡月娥的前夫健在，长得高高大大，身材魁梧，英俊潇洒，看上去像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虽说患有精神病，但只是间歇性的。不发病时，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他每天五更不到就起床，到澴河里捞鱼虾，天麻麻亮送到花园街上去卖。胡月娥公公婆婆健在，身子骨都很扎实。婆婆在家里带孙子，公公开了个豆腐铺，打豆腐赚钱。胡月娥的前夫是老大，后面还有两个弟弟，都已结婚成家。老二是木匠，做家具和农具卖，一个水车就可以卖到两百元。老三在部队当兵，是个连长。两个弟媳也通情达理。”

这些情况加根和红梅都是第一次听说。

“胡月娥前夫家里还不晓得她的下落，一直在到处找她。”白素珍神神秘秘地继续说，“现在终于知道了她的藏身之处，他们准备去王李村扯皮。”

王加根倒吸了一口冷气。他觉得母亲的这种做法不妥当，又不敢指责她，于是转移话题，问母亲这些天是在哪里度过的。

白素珍又谈起了她在孝天城告状和在王李村调查取证的情况。

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让王加根和方红梅听得身上寒毛直竖。

白素珍说，拿到王李村党支部开的证明之后，她还去了杨岗卫生院，找负责抢救养母的医生了解情况，让医生出证明。

带着这两份证明，她再次找到杨岗派出所。

派出所杨所长看过之后，认为证据比较充分，准备向孝天市公安局汇报。如果市局同意逮捕王厚义，他们就去王李村抓人。

告别杨所长，白素珍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孝天城，到孝天市人民法院催问房产纠纷案子。

市法院还是让她先回河北保定，等候通知。

万般无奈，她只有摊出最后一张王牌，拿着冯婷婷的亲笔信去找孝天市那位副市长。

副市长和曹云安一样，答应去督促市法院。

白素珍于是回白沙铺等了几天。

当她再次来到市法院询问案子时，苏庭长的态度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更加恶劣了。

“我已经收到了好几个领导的字条，看来你能量还不小啊！”苏庭长恼火地说，“不管你托谁说情，案子还是得我来办。我不办，你找再多的人，就算搬来天官也没有用！”

白素珍不顾法院工作人员的阻拦，强行闯入院长办公室。

院长安慰了她几句，还是敷衍塞责地应付。

白素珍于是又乘车到武汉，找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省高院工作人员接待甚为热情，对她的遭遇深表同情，但爱莫能助，鞭长莫及。他们解释说，省高院只受理重大刑事案件，以及在全省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民事和经济案件。

“这都是些什么当官的！”白素珍讲到这儿，怒不可遏，“难怪人们说，宁可冤死人，也不找衙门。我这个案子，人证物证俱在，事实清清楚楚地摆着，要多好判就有多好判。可他们就是拖，拖！不予审理！他们不知道，拖一天要耗费我多少钱。我已经花了四五百块钱了。我再也受不了这种窝囊气，一定要采取行动！不闹出点儿动静来，他们是不会理睬的。昨天，我给孝天市法院院长写了一封信，话当然是很不好听的。我说，我将回到王李村，住进那栋本来属于我的房子，要他对我的人身安全负责。”

白素珍说，她准备到白沙铺找大货，让大货去召集其他几个弟弟妹妹，伙同胡月娥前夫家的人，清明节到王李村大闹一场。把那栋“本来属于她的房屋”拆掉，用汽车把檩子、椽子和家具拖到牌坊中学来。

这样一闹，法院就不会袖手旁观了。

王加根听后，当然很不赞成。

说实话，他被父母闹怕了。想起父母扭打成一团，哭天喊地、争吵叫骂的场面，他就不寒而栗。小时候，他是胆怯。一见到父母打架，就吓得浑身瑟瑟发抖，手足无措。现在呢？主要是顾及面子，顾及名誉。那种自己的父母打架、几十人或者百把人围观的场面，是叫人难堪的。何况，他父母不共戴天，为了丑化对方，都极力编造最丑恶的事实，互相攻击，说出一些最难听的话来。

加根劝母亲不要意气用事，不要任性蛮干。事情总得通过政府、通过法院慢慢解决。

白素珍哪里听得进去！

她对儿子不支持她的正义行动相当恼火，发誓般地宣称：“王加根！无论你清明节回不回王李村，我肯定是要去的，而且一定要闹得天翻地覆！”

说完，就拎起手提包，气呼呼地走了。

眼见母亲远去的背影，王加根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他知道，如果把父亲逼急了，王厚义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要是父母闹得鱼死网破，任何一方有个三长两短，都是他不情愿看到的。他必须想办法阻止这次冲突。

四月五号，天蒙蒙亮，王加根就起床了。

他连走带跑地赶往花园汽车站，可开往杨岗的汽车却提前发车，开走了。下一班车是午饭以后，来不及等。他只好原路返回牌坊中学，骑自行车往王李村赶。

途经周巷时，碰到了赶集的皮匠三爷。

皮匠三爷说，胡月娥的前夫和公公昨天下午就来了，还带着胡月娥与前夫生的两个小孩。胡月娥乱吼乱骂，发疯一般地赶他们走，甚至抄起锄头，扬言要挖死两个小孩。疯子父子俩吓得要命，当天又带着两个小孩回去了。白素珍是今天上午到王李村的。在村口遇到胡月娥，突然饿虎扑食般地冲过去，狠狠地抽了胡月娥两耳光。胡月娥大声叫骂。王厚义闻讯从家里冲出来。白素珍则大喊着救命，跑进了村支书家里，把门顶得紧紧的……

“你一定要理智。”皮匠三爷嘱咐加根，“不要偏向任何一方。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他们毕竟都是你的老人。”

加根谢过皮匠三爷，继续骑车往家里赶。

想起父母打架的场面，他羞愧难当。一个跑，一个撵，喊的喊，骂的骂，这像什么样子啊！

加根到家时已是中午。屋子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

他正纳闷，本家二爹来了。告诉他，他爸妈都在村支书家里。

“法院来人了，正在处理。”

听说法院来人了，加根那颗悬着的心才着了地。

他把自行车锁在大门口，赶紧去村支书家里。

远远地，他看到了王厚义和胡月娥。胡月娥怀里抱着加花，右手牵着加叶，正在向围观的人们诉说和演讲。王厚义则坐在村支书家门口的一块石头上，探听屋里的动静。

看到加根，厚义迎着他走了过来。

“走走走，回去！”厚义拉了一把儿子的衣襟。

加根只得跟着他爸往回走。

“没吃饭吧？”进屋后，厚义问。

加根说在路上吃过两个包子。

“陪我喝盅酒。”厚义拿出两个酒杯，端出一碟兰花豆和一碗臭豆腐，提起半瓶白酒，把两个酒杯斟满。

加根感觉父亲的行为有些不正常。

“我前生造了什么孽啊！”几杯酒下肚，王厚义突然双手抱着头发稀落的脑袋，号啕大哭起来。

加根默默无言地喝酒吃菜。

厚义抽泣了好半天，又抬起头来，怒目圆睁，质问儿子：“你回来干什么？你今天为什么要回来？”

加根无言以对，心里有点儿同情和可怜父亲。

厚义仍然不停地喝酒，发呆，叹气，再没有讲话。直到杨岗法庭庭长和村支书来到家里，他才起身让座，倒水递烟。

“素珍没有走吧？”厚义大声问，“打了人，可不能叫她就这么走了，社员打架还罚款呢。”

法庭庭长劝厚义马虎点儿，不要与女同志计较，又对加根说：“你去书记家把你妈弄走。”

“那可不行！”王厚义站起身抗议。

村支书吼道：“她们妇女打架，与你这个男将什么相干！”

厚义还是不服气。

加根趁机起身，前往村支书家里。

母子见面后，白素珍责备加根上午没有回来。

“幸亏法院的人来得及时，不然的话，我肯定会被王厚义打死。”

加根拎起母亲的手提包，拉了拉她的手臂，叫她赶紧走。

“你父亲打我呢？”

“法院的人在呢，还有村支书。”

“今天……今天就看你这个当儿子的。”白素珍喃喃自语，两条腿筛糠一般地抖动。

在王李村村口，厚义在村支书的挟持下，没有轻举妄动。他只是虎视眈眈地瞪着白素珍。但是，当王加根回家去推自行车时，胡月娥突然冲向白素珍，打了白素珍一耳光。

法庭庭长迅速把胡月娥推开。

白素珍大声喊叫起来，捂着挨打的脸庞，命令加根为她报仇，去把那一耳光打回来。

加根扶着自行车没有动，像木桩一般立在那儿，痛苦地闭上眼睛。

白素珍挥舞着双臂，朝儿子身上乱打。

加根泪如雨下，一手推着自行车，一手拉着母亲，失魂落魄地往前走。

路上，白素珍一个劲地痛骂加根，斥责他没有当众揍胡月娥，为她拣回面子。她用最恶毒、最刻薄的话诅咒加根，把满腔的愤怒都发泄在儿子身上。直到骂累了，骂够了，骂乏了，才告诉加根：白沙铺的大舅妈病了，在住院，大货没有来；二货和素华也扯客观，不听从安排。胡月娥前夫家里人多口杂，意见不一。爷爷奶奶觉得孙子没娘可怜，想把胡月娥弄回去。老二和两个媳妇又担心胡月娥回去之后天天吵闹，把家里搅成一锅羹。最后只有疯子和老父亲响应。

“好端端的一个计划”落了空，还致使她挨打受辱。

“我打胡月娥，是因为听她弟媳讲，她诬蔑我纠缠你继父，同你继父一起密谋害死了他前妻。这是你晓得的，我和你继父认识时，他前妻都死了一年多。那时你大舅……”

白素珍又开始无休无止地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