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月娥带着两个小孩也回了，关在房间里不敢出来。

堂屋里坐着本家二爹、皮匠三爷和王厚义。

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爷与加根搭讪，问他的婚事准备得怎么样。

加根便把婚礼的安排一古脑儿说出来，表面上是回答二位老人，实际上是说给他父亲听的。

王厚义一直没吭声，闷声闷气地剥花生米。筛子里的花生剥完之后，他又拿起菜篮子，准备去自留地里扯菜。

“厚义！”皮匠三爷叫住他，“加根的事，你要考虑呢。还有三天就办酒席，没有日子了。”

“与我么事相干！他有一个有钱的妈，还怕结不成婚？”王厚义蛮横无理地揶揄道。

“这是什么话？他毕竟是你儿子，你毕竟是他老子嘛。”

“我没有他这个儿子！”厚义绝情的吼叫起来。

加根忍无可忍，回敬了父亲一句：“这是你说的啊！”

“是我说的！怎么了？”厚义气势汹汹地转向儿子，“从今往后，老子跟你一刀两断！老子将来老了，动不得了，哪个龟孙子找你！你潜江的大伯和三叔，都叫我莫作你的指望。”

又是潜江的大伯和三叔！

加根算是彻底明白了，王厚义早有打算，根本就没有把他这个儿子当做一回事。即便是这样，他觉得该说的话，还是应该说清楚。

“这是你做父亲的说的话！我今天特地回来与你商量结婚的事情，你竟然是这种态度。你没作我的指望，我也可以告诉你，我的婚事你不管，我照样可以结！”加根说完，转身就走。

过了自家茅房，快到老宅旧址的时候，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爷都喊着他的名字追了过来。一人拽着他的一条胳膊，往回拉。

加根委屈地哭了起来：“你们听听！他说的那些话，像个做老人的吗？王李村有第二个像他这样当父亲的吗？”

本来抱着加花的王厚义听到这里，把加花塞给胡月娥，大声叫骂着，吼着凶着冲向儿子，挥舞着拳头要打他。

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爷又放开加根，回转身去拦挡厚义。

刚刚还一个劲地往村外走的王加根，见父亲凶过来要打他，反而停下脚步，站在那里不动了。

他显得非常平静，完全不像小时候那种胆怯和害怕。

“狗日的！都是素珍叫他回来找老子闹的。你今天跟老子说清楚，不说清楚，就别想离开王李村！”厚义挣脱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爷的阻拦，一把揪住加根的上衣，扯掉了一颗纽扣。

加根仍然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又有几个围观的乡亲赶上前来，帮助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爷，一起把王厚义推开了。

加根这才慢腾腾地走出村子，前往孝花公路上的双峰管理区，等候到花园镇的长途汽车。

路上，他越想越委屈，泪水早已盈满了眼眶。

这个时候，加根还是希望王厚义来喊他回家。父子俩化干戈为玉帛，心平气和地谈一谈。能不能拿到钱已经不重要了，他现在唯一的希望，是在结婚的大喜日子里，不要闹得家里人不开心。但是，王厚义没有来追他。一直到他走上孝花公路，王厚义也没有来。

他孤身一人站在公路边，等候长途汽车。整整等了两个小时，既不见车来，也不见人来。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王加根估计再也不会有班车来了，就横下一条心，壮起胆子，拦下了一辆大货车。

好说歹说，司机才答应把他捎到花园镇。

回到牌坊中学时，天已经黑了。

方红梅告诉他，上午他刚走，白素珍就带着马颖来到了学校。

由于红梅的宿舍准备做洞房，白素珍母女俩就住在加根的宿舍里。当然，加根的宿舍同时也是他们的厨房。

“妈和马颖今天基本上没出房门。”方红梅无奈地对加根说，“妈督促马颖写作业。马颖睡觉的时候，妈就开始写起诉书，写控告信，一直没闲着。”

王加根没有吭声。

他知道，母亲打官司已经走火入魔。作为儿子，他既不愿意偏向母亲，也不愿意偏向父亲，只能采取中立态度，随他们怎么去闹。他不止一次地申明，无论祖上留下的房产将来落入谁之手，他都一分钱不要。他只求和平安宁。

出于礼节，他前去与母亲及马颖打招呼。

“听红梅说，你回王李村要钱了。”白素珍嘲弄地问他，“你要了多少钱回来？”

王加根沉默不语。

见儿子情绪低落，白素珍开始给他打气：“有什么值得愁眉苦脸的？你未必还有什么求他王厚义的不成？”

王加根没有搭言。坦率地讲，他不想与父母任何一方把关系搞得太缰。正如皮匠三爷嘱咐他的那样，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晚上，王加根几乎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早晨，他感觉头昏脑胀，眼睛发涩，上下眼皮像要粘到一起似的。因为上午有课，加根还是强打精神起床，到食堂买回馒头和稀饭，招呼母亲、马颖、敬武和红梅一起过早。

刚刚吃完饭，上课钟声就响了。

王加根走进办公室，拿起讲义夹准备去上课。将走未走时，他透过窗玻璃看见了父亲。

王厚义驮着一个塑料编织袋，低着脑袋，正朝加根的宿舍走。

加根迅速把讲义夹扔在办公桌上，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办公室外面跑，试图拦住父亲——因为他母亲正在宿舍里洗衣服，照看着马颖写作业。

还是晚了！王厚义推开了加根的宿舍门……

值得庆幸的是，王厚义与白素珍并没有失去理智地打骂起来。王厚义把塑料编织袋子丢在房门口，很快地退了出来。白素珍则在王厚义退出房间时，“怦”地一声把门关上了。

加根赶紧掏出钥匙，把父亲带到方红梅的宿舍里。

王厚义进门便泣不成声。

他说，昨天一夜都没有睡着，今天五更就起床，往花园镇的方向走，走到周巷镇才搭上班车。

王加根急着上课，不忍心留下父亲一个人，又担心他与母亲发生冲突，便到办公室，请两个中老龄教师去陪他父亲聊天。

邹贵州和宁海涛愉快地答应了。

加根这才重新拿起讲义夹，一路小跑着赶到教室去上课。

下课后，他再次回到方红梅的宿舍时，邹贵州和宁海涛还在与王厚义拉话。

邹贵州提醒加根：“你爸还没有吃早饭呢。”

加根说他马上就去做。

蜂窝煤炉子和锅碗瓢盆都在他的宿舍，加根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见母亲。撬开已经封好的煤炉子，利用等待炉火燃旺的空隙，他打开父亲带来的塑料编织袋。里面装的是花生、红苕和蚕豆夹，都是责任田里自家的出产。

“这些是带给你结婚的？”白素珍嘲弄地问。

加根嘱咐母亲，今天切切不要闹，在学校里影响不好。

白素珍还是那句话，除非王厚义不找她的麻烦。

想到父亲以往来学校时，都要喝点酒，加根准备炒两个菜，又怕母亲不高兴。思想斗争了好半天，他还是炒了一盘蕃茄鸡蛋，拎起桌上的半瓶白酒，前往方红梅的宿舍。

白素珍什么也没有说，在王加根离开房间时，恼火地打了马颖一巴掌。

厚义没有喝酒，啃了几口馒头，就都放下了。

他哽咽着诉苦：安葬两个老人扯的账还没有还清，今年收成又不好。虽说经济上帮不上什么忙，他还是希望加根举行完婚礼后，回王李村一趟。他准备在村里请几桌客，放一场电影……

说完，就从口袋里摸出五十元钱，放在桌子上。

“家里就这点儿钱了，算是我们的一点儿心意。”王厚义大言不惭地申明，“你要是嫌少，我们也没有办法。我回去了。”

加根没有言语。

他知道留父亲在学校里不方便，于是搬出自行车，骑车送王厚义去花园镇坐长途汽车。

当王加根从花园镇返回时，白素珍暴跳如雷。

她质问儿子，为什么和王厚义有那么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难道真的像老话说的那样，有其父必有其子吗？

加根无言以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母亲提出的这个问题。

白素珍不依不饶。

她命令加根从今往后必须随她姓白，不准姓王。另外，在牌坊中学举行完婚礼后，不准回王李村。

王加根觉得母亲的命令太无理，回答说，姓氏只是一个符号，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情感和爱憎，改不改没多大意义。更何况，他读书期间和工作之后，一直都姓王，人事档案改不过来。至于回王李村参加喜宴，他已经答应父亲了，现在没办法改口。如果他出尔反尔，让村里的乡亲们眼巴巴地等着，也不尽人情。

白素珍听到这儿，火冒三丈，腾地站起身，猛地掀翻桌子。

她手指着加根的额头破口大骂，还扬言，要把加根父子俩的丑恶行径写出来，印成传单到处散发。

叫骂声把隔壁办公室里的教师们吸引过来了。大家都劝白素珍冷静，有话好好说，不用这么大动肝火。气大伤身，大吵大闹会吓着了小丫头马颖。

白素珍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

她一边继续咒骂王加根不得好死，一边收拾自己的东西，同时，命令儿子退还她那两百元礼金。

教师们的劝解和方红梅的赔礼道歉，丝毫也不起作用。

白素珍提起行李，拉着马颖，只等着王加根还钱。

王加根眼睛都气红了，怒气冲冲地走出宿舍，来到学校财务室，找后勤主任邹贵州借钱。

邹贵州犹豫片刻，叫他写借据，数了两百元钱给他。

王加根拿着一大摞钞票，怒气冲冲地返回宿舍，扔在已经被方红梅扶起来的桌子上。

白素珍从桌上拿起钞票，手指头蘸着唾沫，认认真真地清点了两次。确认无误后，就揣进上衣口袋。然后，一手提着行李，一手拉着马颖，头也不回地往校园外面走。

眼见她拂袖而去，在场的牌坊中学教师没有不摇头的。

方红梅伤心地流下了眼泪。VVVVV

王加根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如同遭雷击一般，痴痴地发呆。

丁胜安、邹贵州、宁海涛、肖玉荣、董志芳、程彩清相继来到方红梅的宿舍，劝他们想开一些。不要因为这些不开心的事情，影响心情，要直面现实，快快乐乐地结婚。

“我们的婚礼，双方的老人都不会到场。”王加根有些伤感地喃喃自语。

“这有什么！当初我和程芸结婚时，比你们还惨。”程彩清这样说，同时晃动脑袋，环视屋里的其他人，“这些情况丁校长、邹会计、宁老师、肖老师都是知道的。你可以问问他们。你们现在至少还有小方的父母支持，我们那时双方老人都反对。”

几个教师都点点头，说事情真是那个样子,还饶有兴致地回忆起了过去的事情。

程彩清是接他父亲的班，成为牌坊中学教师的。当时他才二十岁出头。因为常去花园镇闲逛、看电影、买香烟，认识了花园镇供销社营业员程芸。两个人一见钟情，感情迅速升温，很快就谈婚论嫁了。但是，当他们向家人公开恋爱关系时，却遭到双方父母的坚决反对。原因是他们都姓程，而且辈分不同。辈分不同的同姓人结婚，无论在城镇，还是在农村，都被看作是□□。已经山盟海誓、私定终身的程彩清和程芸，却管不了这些乱七八糟的规矩。他们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不顾全家人的反对，坚决要走到一起。在与父母亲抗争失败后，当时只有十八岁的程芸愤然离家，班也不上了，跑到牌坊中学，与彩清老师住到了一起。他们买烟买糖，燃放鞭炮，在学校食堂里置办了两桌酒席，请同事们吃了一顿，就算结婚了。婚礼上，男女双方的里亲外戚一个也没有出现。

“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只要两个人好，管他两旁世人是什么态度！”程彩清经验总结一般地宣称。

听到这些，王加根和方红梅非常感动。

他们见过彩清的老婆程芸，还有他们的女儿欢欢。看他们一家三口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真没想到有这样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他们暗下决心，抛开所有烦恼，快快乐乐地办好婚礼。

家具已经在方红梅家里打好了，来不及油漆，只能暂时放在方湾菜园子村，待婚礼过后再拖到牌坊中学来。当然，就算做了油漆，王加根也没有打算急着去拖家具，因为拖回学校也没地方放。

学校领导还没有为他们安排好婚房，他们依然分住在办公室两头的宿舍里。因陋就简，只有把方红梅的宿舍改为“洞房”。

弄起来也简单，把王加根的床搬过来，两张单人床并在一起，组成一个双人床。再把新买的皮箱、开水瓶和塑料花摆放在房间里，在窗户上贴上纸剪的红双喜字，在房门口贴上红对联，就算大功告成了。

徐磊等好几个师范同学相继来到牌坊中学，提前祝福他们百年好合，并送来了份子钱。

到了婚礼举办的前一天，白大货也风尘仆仆赶到牌坊中学，交给外甥一百元礼金，还自告奋勇掌勺，担任婚宴的主厨。

学校食堂的两个师傅也高兴，乐意给白大货打下手。

四月二十七日，农历三月初八，星期六，牌坊中学没有上课，正好为王加根和方红梅的婚礼腾出时间和空间。

把初二（2）班教室的桌凳沿墙摆成“回”字形，中央留出一块较大的空地。客人们团团围坐，喝着茶水，抽着香烟，享用桌上的糖果、瓜子和水果。

婚礼由张仲华主持，丁胜安当证婚人，邹贵州作为客人代表发言——学校三位领导悉数上场。没有结婚戒指，就省去了求婚宣誓环节，改为新郎新娘谈恋爱经过，合唱电影《甜蜜的事业》里的主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