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牌坊中学后，白素珍整天昏睡，足不出户。她不搭理儿子，有什么话，只对方红梅讲，由方红梅转告王加根。

这样别别扭扭地过了几天，她又前往白沙铺。临走时告诉方红梅，她准备把马颖接来参加他们的婚礼，然后直接回保定。

送走白素珍，加根和红梅开始商量结婚的事情。拟了一份购物清单，计划周末去一趟武汉。

星期天，他们带上全部积蓄和预支的下个月工资，坐上南下去武汉的列车。在汉口火车站下车后，乘公交车直奔武汉商场。

两人兴致勃勃地楼上楼下转悠，寻找清单上列示的东西。转过几层楼之后，感觉特别沮丧。在他们看来，这里的东西实在是太贵了。以他们的财力，根本就买不齐想买的物品。

怎么办？两人站在商场门口，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有点沮丧。

“去中南商业大楼看看吧。”方红梅提议。

在湖北大学面授学习时，她逛过中南商业大楼。那里虽说不如武汉商场名气大，也是一个不错的卖场。

中南商业大楼在武昌中南路，与汉口隔着长江。因为担心堵车，他们选择去江汉关码头坐轮渡。在武昌中华路码头下船后，再转公交车前往中南路。到达中南商业大楼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

跑了大半天，一样东西也没买，人累得够呛，肚子也叽里咕噜直叫唤。他们找了家小餐馆，一人吃了一碗热干面，喝了免费的白开水。稍事休整，就精神抖擞地再出发。

中南商业大楼的东西不像武汉商场那么贵，比较适合他们这样的消费阶层。不过，方红梅对每一样东西精挑细选，确保物美价廉，让性价比发挥到极致。购物清单上的东西买齐后，两个人的腿都快跑断了。他们在商场的角落里找了块比较宽敞的空地，打开刚买的棕色皮箱，把衣物全部装进箱子。一人拎着一只皮箱，前往武昌火车站，准备打道回府。

武昌火车站环境比较差，站前广场坑坑洼洼，售票厅和候车室也相当破旧，给人一种乱糟糟的感觉。

途经花园最早的列车，晚上九点半才有，还得等两个多小时。

他们买好车票，就到附近的一家小餐馆，要了两盘炒米粉。填饱肚子后，慢悠悠地走进候车室。

长条木椅还有很多空位子，而很多旅客却站着或者蹲着。

这是怎么回事？待他们拎着皮箱走近长条木椅，才发现那些空着的位子实在是太脏了。纸屑、灰尘、果皮、瓜子壳、甘蔗渣、汽水瓶、易拉罐随处可见，各种颜色的液体从椅子上流向地面。

难怪那么多人宁愿站着或者蹲着，也不去坐椅子。

考虑到等车的时间太久，他们找了两个相对比较干净的座位，用卫生纸擦了好半天，才勉强坐下。加根让红梅靠在他的肩膀上，叫她打个盹，自己则睁大眼睛照看着东西。

忽然间，候车室大门口走进来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男人。

这人身穿破旧的黄棉袄和褪了色的蓝裤子，左脚穿的是球鞋，右脚却趿着塑料拖鞋。背着一个旧书包，左手拿着一顶草帽，右手拿着一个搪瓷碗。头发零乱，如喜鹊窝一般。脸上很脏，根本看不出年龄和长相。他径直走向长条木椅，把搪瓷碗、草帽和旧书包放在一边儿，就仰面朝天躺在椅子上。

人们这才发现，他根本就没有穿内裤，唯一的蓝布裤子已经破得不成样子，裤管裂开几条缝。□□也撕开了，遮不住羞丑。一个急于进站的旅客把半个馒头丢在他身上。他马上坐起来，抓起馒头，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挪开，又闻了闻，扔在地上。从椅子上拿起草帽盖住大腿，又用手去抠身上的伤疤，抬起手臂搁在椅背上蹭痒。

这时来了几个小伙子，看见他敞开的□□，忍不住哈哈大笑。有的还捧着肚子，蹲下身子，乐得直不起腰来。

旁边的姑娘和媳妇们则羞得满脸通红，躲避瘟疫一样地走开。

流浪汉并不知道别人为什么发笑。看见一个旅客正在吃黄瓜，他站起身来向别人讨要。

吃瓜的旅客厌恶地把黄瓜扔在地上。

流浪汉弯腰捡起黄瓜，吃得津津有味，还洋洋得意地到处游荡。

“小方……嘿嘿嘿……”走过王加根和方红梅身边时，流浪汉突然自言自语，“小方……嘿嘿嘿……”

王加根和方红梅惊得目瞪口呆，仔细地瞅上瞅流浪汉。

天啊！这不是池松山吗？

两人感觉到头皮直发麻。

池松山却傻笑着离开了，回到他的领地，又躺在木椅子上，一会儿就打起了呼噜……

看着疯疯癫癫的池松山，加根和红梅的心情都很沉重，再也没有一点儿睡意。

他们乘坐的绿皮火车晚点了。

在花园火车站下车时，已经接近午夜十二点。

天黑沉沉的，闪着雷电，眼看就要下雨。他们一人拎着一只皮箱，气喘吁吁地往家里赶。

走了不到十分钟，就噼噼啪啪地下起了豆大的雨点。

前不挨村，后不着店。路上连一棵树都没有，找不到任何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很快，两人的衣服就全部湿透了，落汤鸡一般。为加快速度，他们把皮箱举过头顶，搁到肩上，一手拉着提手，一手扶着下部，大步流星地走着。

雨越下越大，还夹着冰雹，打在皮箱上叭叭作响。他们裸露的双手也感觉到了疼痛，加上寒冷，没一会儿就麻木了。走到通往邹肖村的机耕路上时，被雨水浸泡的路面满是粘性极强的泥巴，粘在他们的鞋上，让鞋底变得越来越厚，行走愈发困难。由于找不到干净的地方搁放皮箱，他们也不可能停下来清理鞋底上的泥巴，或者休息一下，只得咬紧牙关，艰难地继续前行……

人们常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王加根和方红梅周末的武汉之行够倒霉的了，第二天上班时，他们又遇到了一件烦心事。

下午突然通知全体教师开会。

在会上，张仲华郑重其事地通报：“上礼拜，我对老师们批改作业情况进行了抽查，发现有个别教师改作业相当马虎。”

几个语文教师紧张起来，睁大眼睛、竖起耳朵等待着下文。

张仲华继续说：“有位教师批改学生作文，三月三十一号这一天竟然改了三十本。速度真是惊人啊！大家想一想，就一天时间，还要备课呀、上课呀，总得干点儿其他事情吧。从时间上分析，我们就不难想到，：这个老师批改学生作文是很不认真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极不端正！”

听到这儿，有的语文教师从桌上拿起办公桌上的学生作文本，翻看批改日期，验证张仲华批评的是不是自己。

通常来讲，一个工作日批改三十本学生作文，的确有点儿困难。因为每篇作文改完之后，还得写评语，比较耗费时间。语文教师都有切身体会，要想达到这种速度，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全天放下其他事情，一心一意批改作文；再就是走马观花地一目十行，敷衍了事，随便写几句评语，批个日期。

大家都在一起工作，哪个教师批改作业认真，哪个教师批改作业马虎，大家心里都有数。

王加根把目光投向最有可能“一天改三十本作文”的黄老师，见黄老师在翻过作文本之后，表现出泰然自若、若无其事的样子。

显然，他不是张仲华批评的对象。就算他真的一天改了那么多作文，也不会实事求是地标注日期。他有可能把批改日期写成好几个不同的日子，绝对不会为领导检查留下把柄。

王加根突然产生了不祥的预感：张仲华说的会不会是方红梅？

马上，他又否定了这种猜测。他知道方红梅批改作文很认真，每一个病句和错别字都会改正过来，作文本里往往红彤彤一片。可心里还是没底，他把询问的眼光投向方红梅。

方红梅安静地坐在座位上，阴沉着脸，眼睛里燃烧着怒火。

听完张仲华含沙射影的批评，她突然站起身来，主动发言：“我想请教一下张主任，你知道三月三十一日是星期几吗？”

张仲华一时答不上来。

整个办公室鸦雀无声。教师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办公室墙面的挂历上。

方红梅不紧不慢地继续说：“你既然记不清，那我就来告诉你吧。三月三十一日是星期天。星期天大家都在休息，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改了一整天的作文。这有错吗？我是考虑到四月中旬要出去面授，还要忙结婚的事情，就想加班把作文批改完。如果你认为改得不认真，可以指出批改中的错误。凭什么那么武断地下结论，一天改三十本作文就是对工作极端不负责任？”

张仲华脸涨得通红，被噎得哑口无言。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嗫嚅道：“是星期天吗？星期天也改不了那么多吧……”

不少教师都埋下头，暗自发笑。

“张主任，你既是学校领导，又是长辈。总不至于我曾顶撞过你，你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找我的麻烦吧！一个大男人，不至于心胸那么狭窄，连一点儿肚量都没有吧！”方红梅乘胜追击。

张仲华恼羞成怒，又不知道该如何发泄。

为避免冲突升级，丁胜安及时出面，转移了话题。

会场上紧张而又尴尬的气氛暂时得以化解。

散会后，王加根刚回到宿舍，体育老师程彩清突然跟了进来，邀请道：“走！去我宿舍，有重要事情商量。”

王加根疑惑地望了他一眼，问：“什么重要事情？”

“到我宿舍你就知道了。”程彩清脸上露出神秘的笑容。

加根于是带上房门，跟着程彩清走向学校最南边的那排校舍。

程彩清的宿舍里烟雾弥漫，好几个年轻教师都在里面。

见王加根进来，大家递烟的递烟，倒水的倒水，表现得非常热情。

接下来，就像商量好了似的，大家同仇敌忾，开始控诉张仲华的罪行。有的说他自私自利，什么好处都往自己怀里揽；有的说他妒贤嫉能，想方设法压制年轻人；有的说他品行不端，背地里调戏女学生……

赵乾坤说，他准备以全体青年教师的名义向学校领导提建议，从下学期开始，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具体做法是：把学校教师分成四十岁以上和四十岁以下两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同年级一个班的教学，平行班之间比着干。

“我们就是要让张仲华看看，到底是中老年教师厉害，还是青年教师厉害。”赵乾坤进一步强调了此举的意图，“凭什么先进模范每年都是肖玉荣那些人？青年教师总是靠边儿站？”

王加根觉得，建议虽然不错，但学校领导绝对不会采纳。

“采不采纳是他们的事情，提不提是我们的事情。”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王加根只好说，大家怎么弄，他都不反对。要签字他就签字，要表态他就表态，但具体工作他可能没时间参与。现在结婚的事情，自学考试的事情，家里的矛盾纠纷，已经让他焦头烂额。

大家对此表示理解，关心地询问他婚事筹办得怎么样。

王加根回答，家具已经在方湾打好了，恐怕来不及做油漆。

“来不及做油漆就不做，就这样拖到学校来。”

“可是红梅她爸妈又觉得，新房里没有新家具不像个样子。”

“没有做油漆的家具摆在新房里，通房白也不吉利呀！”

“就是。先把家具放在小方家里，等结婚之后，随便挑个日子再去拖回来。”

……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让王加根无所适从。

事实上，他对新房里有没有家具并不是特别在意，眼下最发愁的，是筹办婚宴的钱还没有着落。就算只请三桌酒席，买鱼买肉，买烟买酒，买糖果和各种蔬菜，怎么也得一百多块钱，但从武汉回来之后，已经身无分文了。本来，他是计划用白沙铺大舅送的礼金，以及牌坊中学教师交的份子钱筹办婚宴的。可现在的情况是，教师们八十多块钱的份子钱收得差不多，但白大货承诺的一百元礼金还没有到位。

下个月的工资已经提前预支，白素珍给的两百元钱用完了，王加根再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万般无奈，他决定回王李村，看家里能否支援他一点。

再怎么说，王厚义是他父亲，他是王厚义唯一的儿子。对于儿子婚事，当父亲的总不至于完全不管吧！

坐在长途汽车上，王加根告诫自己：这次回家一定要控制情绪，好说好商量，不发脾气，不争不吵，不哭不闹。无论王厚义和胡月娥是什么态度，自己都要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他甚至想，尽可能表现得调皮一点儿，痞一点儿，儿子在父亲面前，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丢丑也是丢在家里。

在双峰管理区下车后，王加根满怀希望地上路了。

走到王李村口时，碰到了皮匠三婆。

皮匠三婆慌慌张张地告诉他：“疯子又来了。”

“疯子”指的是胡月娥的前夫。加根没太当一回事，继续往家里走。到自家茅房旁边时，看到他家大门口停放着一辆自行车。

一个身穿黄色军大衣、剃着平头的陌生男子坐在门口的石凳上，正在与屋里的人讲话。

加根猜测，那陌生男子可能就是“疯子”。

“疯子”说话有条有理，而且振振有词，情绪比较激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胡月娥跟他回家。

初次见到“疯子”的人，很难相信他有精神病。

加根拨开围观的人群，看见堂屋里坐着本家二爹、本家二婆、皮匠三爷和几个邻居。

王厚义则坐在大门口把守，双手不停地剥着花生米。

大家正一个劲地向“疯子”解释，说胡月娥不在家，带着两个小孩回娘家了，还有的说她去孝天城了。

看见王加根，大家不约而同地与他打招呼。

王厚义无动于衷，一如既往地剥花生米。

本家二婆轻声提醒厚义：“加根回来了，可能还没吃饭呢。”

“不管他！”厚义低声吼道，口气相当生硬。

加根不知该不该进屋，尴尬地站在那里，耐心地听了一会儿“疯子”的胡话，又拨开人群离开了。

他给胡太婆带回一盒蛋糕，准备给老人家送过去。另外，他想去村里的一位油漆工家里，咨询一下家具做油漆的事情。

等他再次返回时，围观的人已经散了。

门口停放的自行车也不见了，显然“疯子”已经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