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肖港到孝天城十五公里,从孝天城到方湾镇十五公里,总共有三十公里的路程,但王加根丝毫也没有为此担心和畏惧。这几步路算什么!凭借一辆自行车,他走过比这更远的路程。以牌坊中学为起点,他骑车去过王李村,去过方湾,去过白沙铺,去过孝天城,有时甚至当天又返回牌坊中学。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有自行车,他是能够在这些地方轻松穿行、来来往往的。
年轻可以任性!这就是青春的活力。
带着老婆骑行在柏油马路上,浴着吹面不寒的杨柳风,听着道路两旁树叶哗哗作响和鸟儿歌唱,看着田野里挥汗如雨的农民,以及塘埂上悠闲啃草的水牛,王加根感觉心情特别清爽。刚才的郁闷与不快,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他甚至与方红梅打情骂俏,说骑车带老婆是“猪八戒背媳妇”的升级版。
临近孝天火车站,即将进入孝天城区时,他们被几个胳膊上戴着红袖标的人拦住了。
两人先后下车,摸头不是脑,不知道这些人想干什么。
一个戴着“交通稽查”红袖标、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走近王加根,瞅了瞅自行车龙头,说:“这车没有登记,必须补办上户手续。你把自行车推到路边去打钢印。”
“这车不是我的。”王加根解释说,“是我朋友的。”
“不管是哪个的,没有登记就必须打钢印。”小胡子催促道,“快去!交三块钱。”
这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方红梅眼见好言好语据理力争没有用,就开始耍横,说自己身上没有钱。就算他们打了钢印,她也不会给钱。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们就看着办吧!”
僵持了好半天,小胡子只好让步。说车子既然是别人的,暂时不上户也可以,但骑自行车带人属于违规行为,必须交一块钱的罚款。不然的话,他们就要把自行车扣下。
横下一条心准备抗争到底的方红梅,拒绝交纳罚款。她站在王加根身边护着自行车,不让小胡子靠近,以免他们强行锁车子。
双方进入对峙状态。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眼看西边的太阳快到地平线下面了。
王加根低声与方红梅商量:“这些人既然兴师动众地出来了,不捞点儿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给他们一块钱算了,折财免灾。老是这么犟牛顶墙,他们无所谓,但我们耗不起呀!到现在连中饭还没有吃,肚子饿得叽哩咕噜叫,早就在提意见了。”
方红梅想了想,嘟哝了句,从背包里摸出一块钱,交给小胡子,算是勉强让了步。
他们再次上路后,还是王加根骑车,方红梅坐在自行车后架上,执法者并没有前来制止他们违规带人。
到达方湾菜园子村时,已是下午六点半。
门上一把锁,家里没人。
热情的邻居告诉红梅:“你妈还在地里割麦子呢!你爸肯定在卫生院,这个钟点正是开晚饭的时候。”
王加根把自行车锁在大门口,准备和红梅一起去责任田里寻她妈。两人刚起步,就见方母手里拿着镰刀从村子北头回来了。
见到女儿女婿,疲惫不堪的方母脸上现出笑容。她从口袋里摸出钥匙,加快脚步去开门。进门后,顾不上招呼女儿女婿坐,就进厨房做饭。
“我们来吧!您老累了一天,先歇歇。”王加根见丈母娘累得走路都走不稳,自告奋勇动手做饭。他吩咐方红梅去洗米,自己拿起菜刀,开始削莴苣。
饭菜做好端上桌,三个人津津有味地享用。
正在他们大快朵颐的时候,方父从门外回来了。
职业习惯,他看了看桌上的饭菜,认为菜炒得不怎么样,太简单了,就用嗔怪的口吻对老伴说:“孩子们大老远地回来了,弄点儿好吃的嘛!”
方母停下筷子,歉疚地回应:“早知道他们要回,我就去街上割点儿肉。今天一大早就去田里了,带了两个粑做午饭,中午没有回家。割了一天麦子,腰都快断了,累得要死!晚饭还是加根他们做的呢。”
听到这儿,方父感慨万端。每年的农忙季节都像打仗一样,忙不过来。不只是红梅她妈累,他也一样。忙了医院的忙家里的,没有一点儿空闲。
“家里应该雇个人,帮忙料理一下家务,晚上还可以跟你做个伴儿。”他对老伴儿说。
方母马上反对:“雇一个人?供吃管喝,每个月少说也得二十块钱!”
“是钱重要,还是人重要啊?你白天累得像死狗子,晚上一个人在家里还担惊受怕。有一个人做伴儿,我也放心一些嘛!”方父坚持他的意见。
为了论证雇人的必要性,他还非常动情地叨叨起了方母一个人在家的生活。大致意思是,方母刚才说中午吃了两个粑,明显是假话。家里的小麦还在田里长着呢,这两天才开始动镰刀,哪儿来的面粉做粑?这段日子,方母每天都是吃两餐。早晨煮点儿米饭,炒两样素菜。吃一半儿,再把剩下的饭菜倒进瓦罐里,加点儿水,放在灶堂里煨着。劳累一天之后,晚上回来就吃瓦罐里的汤饭。每天顶着炎炎烈日,一个人埋在棉花枝或者小麦丛里,脸上身上汗水直淌,衣服浸湿了,有时热得心里作呕,连口茶水都喝不上。没人送水啊!棉花从畈里摘回来,晒在用板凳搁着的门板上或者簸箕里,有时突起一阵大风,把棉花吹得满地都是。方母就一个人蹲在地上,一朵一朵地捡,还得拣干净粘在棉花上的树叶和杂草,弹去上面的灰尘。棉花今年涨价了,一些心怀鬼胎的人又动了歪心思,偷盗棉花的事件时有发生。有几个晚上,方母听到外面有人在拨弄大门,吓得在屋里瑟瑟发抖,不敢睡觉,在堂屋里一直坐到天亮……
“我晚上又睡在医院,家里没个人跟她作伴儿怎么行?”方父望着女儿女婿说,希望得到孩子们的支持。
加根和红梅于是开始劝说方母,花钱雇个人帮忙。
方母还是舍不得花钱,说:“敬文腊梅在孝天城上高中,每月就得七八十块。敬文今年上高三,马上就要高考了,花钱的地方多着呢!现在赚一个钱多不容易,哪里还敢花钱雇人?自己累点儿就累点儿,出力气总比出钱要强得多。”
听到这儿,王加根心里不是滋味。
他既敬佩岳父母的牺牲奉献精神,同时又为自己父母的自私自利感到羞愧。同样是做老人,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眼下他手头上没钱,帮不上红梅家什么忙,但他暗下决心,将来如果混好了,一定要对岳父母好。这样的老人值得尊敬,也应该有幸福的晚年。
接下来的几天,加根和红梅一起,帮扶着两个老人把责任田里的麦子全部收割完了,又捆好从畈里挑回。
挑回的麦捆堆放在大门口。天气一晴,他们就解开麦捆,把麦子整齐地铺排在门口的空地上,在炎炎烈日下暴晒。再抡起梿枷拍打,让麦粒脱落。然后,用木杈把麦秸杆掀开,重新捆扎起来。
地上金黄的麦粒,就是一家人期待的收成。
帮助方父方母干完这些活儿,加根和红梅的假期也满了。
虽说人晒黑了不少,也感到特别累,但他们仍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婚假,是蜜月里一段难忘的经历。
不过,回牌坊中学上班没几天,王加根就病了。
最初的症状是手指间出现红色的丘疹和水疱,发痒。丘疹和水疱逐渐向手腕屈侧、肚脐眼四周、大腿内侧蔓延,导致他浑身上下发痒。有时奇痒难忍,只得用手指搔抓或挤压,结果总是破皮流水,甚至流血。最让他感到尴尬的是,下身□□也出现了这种讨厌的东西,白天抓起来极不方便,也不雅观。
宁海涛老师推测:“这可能是疥疮。”
“怎么会长疥疮呢?”王加根非常纳闷。
宁海涛说,疥疮是一种传染性皮肤病,很可能是加根近期接触过患疥疮的人,或者触碰过疥疮病人用过的东西。比方毛巾、被子等,或者穿过疥疮病人的衣服或鞋子。这种病极易传染,但没什么大碍,就是有点儿痒,抹点治疥疮的药膏,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
接触过哪些人呢?
王加根认真地回想。近段时间就是去方湾菜园子村住了几天,接触得最多的只有方父方母。也没听说两个老人有疥疮呀!那几天,王加根白天累死累活地干活,晚上单独一个人睡在客房的睡柜上。红梅则与她妈睡在一起。她不愿意与王加根同床,说是在娘家干那事不好,晦气,会让娘家人倒霉。会不会是睡柜上的铺盖行李不干净?有这种可能。因为家里平常来了客人,一般都会安排在睡柜上睡觉。这些客人中,保不准就有得疥疮的。
疾病已经传染上身,再去探究得病的原因没有多大意义。当务之急还是治病。王加根去花园区卫生院看医生。
大夫经过诊断,认定为疥疮。开了一些药丸内服,又给了两只硫磺软膏外擦,双管齐下。
一个星期后,瘙痒的情况有所好转,可又出现了新的症状:右大腿根部又红又肿,一扯动就痛,走路都困难。
再次去花园区卫生院,诊断为淋巴结发炎,必须输液。
王加根有生以来第一次品尝了打吊针的滋味。疼倒不是很疼,就是输液的时间长,等得烦人。打完一瓶吊水,往往得一个多小时。每天打一瓶,接连打了三天,同时外敷硫酸镁配合治疗,但丝毫也没什么效果,肿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最初几天,王加根能够骑自行车往返于花园区卫生院与牌坊中学之间,后来连自行车都不能骑了。
方红梅主动承担起送丈夫去医院打吊针的责任。她不会骑自行车带人,就让加根坐在后架上,推着车走。
四五里路不算远。问题是,那条刚刚铺上水泥的机耕路被附近村民当成了稻场——沿路整齐地铺排着麦草。
推着自行车走在足有半尺厚的麦草上,方红梅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有时由于麦草绞进车轮,没办法走动。她只得停下车来,扶下王加根,把麦草清理干净。
眼见老婆这么辛苦,王加根非常心疼。不过,最使他感到焦虑和心急的,还是自学考试时间一天天临近。眼下这种状况,如何去孝天城参加自学考试呢?而耽误了这次考试,他就不可能在三年内拿到大专文凭。他非常希望成为湖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首批专科毕业生。
自学考试的前一天,医生建议他住院治疗。
王加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他让医生开了几小瓶针剂药,说是带到孝天城去打针,然后就执拗地挤上了南下的列车。
到孝天城时,病情似乎有所好转,患处也不那么疼了,走路没什么问题,王加根的情绪好了许多。他先去孝天市教育局领回了补办的准考证,再到国光旅社办理住宿手续。然后,前往孝天地区实验小学熟悉考场,忙得不亦乐乎。他真希望这种良好的状态能够保持到考试结束。
“明天,能够坚持到明天下午就胜利了。”王加根私下祈祷。
由于情绪紧张,他整晚上都没有睡好。
第二天早晨,病情突然加重,疼痛加剧,走路难以挪动步子。他在北正街的小摊上喝了两碗稀饭,然后到孝天市妇幼保健院打针。
注射过后,再缓慢地向孝天地区实验小学挪动。
路上,看到其他考生雄赳赳,气昂昂,意气风发地奔赴考场,他是多么羡慕啊!三四百米长的一条街道,成了难以完成的行程。走了一半的样子,实在是走不动了,他想找个地方坐下来歇歇。左顾右盼,又没有能够坐的地方,看看腕上的手表,时间也不允许。
坚持走吧!就算是爬,也要爬到地区实验小学。
右大腿根部完全不能弯曲,稍微弯一下,就疼得钻心。他只得像螃蟹那样横行,侧着身子一点儿一点儿地移动。
谢天谢地!总算在开考铃声响起前赶到了地区实验小学。
走进校园,他看了看手表,距开考还有十分钟。四下里望了望,吃力地挪到一个花坛前面,坐在水泥台面上。
他实在是难以支撑身体继续站立了。不时有熟人过来与他打招呼,还有师范学校的老同学。出于礼节,他就回应别人一声,或者笑着点点头,一直没有站起身来。
兴许有人觉得他傲慢,没办法,要误解就让别人去误解吧。
当刺耳的铃声响起来的时候,所有站着、蹲着、坐着、倚墙或者倚树靠着的考生,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潮水一般涌向教学楼。
本来比较宽敞的楼梯,一下子显得特别拥挤。
王加根自甘落后,没有去凑热闹。等大家进得差不多了,他才双手撑着水泥台面站起身,一步步地挪到教学楼前。扶着楼梯,一级一级艰难地上着台阶,到达他所在的三楼考场时,他已经满头大汗。
找到座位坐下来,他才觉得舒服一些。摊开试卷,感觉晕晕乎乎,大脑里一片空白,很多平常背得滚瓜烂熟的名词、定义和概念,都没有印象了。《汉语写作》本来是他的强项,现在却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整个人就像被糨糊粘住了一样,怎么也清醒不过来。
他无奈地放下手里的钢笔,眼睛望着窗外的蓝天和白云。
阳光明媚,却无法驱散满腹的愁绪,还是如同梦游一般。时间不允许他继续发呆。答题吧!先把试卷上所有空白的地方填满再说。作文要求字数不得少于一千五百字,而他只写了八百字左右。
交卷之后,王加根非常沮丧地离开了考场。
同样艰难地一级台阶一级台阶走下楼梯,一步一步地挪出地区实验小学,侧着身子移到孝天市妇幼保健院打针。然后,步履维艰地挪到国光旅社。进房间之后,他倒在床上就不想动弹了。
我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啊!
他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天花板黯然神伤。不想看书,又睡不着,就这么呆呆地平躺着,稀里糊涂地捱过两个多钟头。眼看下午的考试时间快到了,他又强迫自己坐起身来。
走出旅社,在街上的小摊上吃了一碗馄饨,又开始向地区实验小学艰难地行进。
下午考试时,王加根感觉大脑出人意料的清醒,整个答题过程非常顺利。他提前交卷,准备去地区中心医院看医生。
走在路上,碰到了骑着自行车的周哲凡。
哲凡准备去孝天师专,正好顺路,就用自行车送了他一程。
地区中心医院的医生诊断过后,还是认定为淋巴结发炎。由于病情比较严重,小剂量注射针药不起作用,医生建议他输液消炎。可他没钱啊!再说,按规定他也不能在地区中心医院治疗,因为治疗的费用回去无法报销。花园区教师公费医疗定点医院是花园区卫生院。只有在这家定点医院看病,才能够享受公费医疗。到其他医院看病,必须事先征得定点医院的同意,由定点医院出具转院证明。
王加根拿着医生开的处方,没有去划价,直接移步返回国光旅社。
这段路程可真难走啊!他也不知道究竟花了多长时间。看到过往行人健步如飞,他真想放声大哭一场。
回到国光旅社,他意识到自己难以坚持参加第二天的考试。
万般无奈,就向服务员提出了退房要求。
“已经过了下午五点,不能退房!”服务员果断地拒绝,毫无商量的余地,“就算你今天不住,钱还是照扣。”
钱照扣就钱照扣吧!他还是得离开。
针剂药已经打完,疼痛依然如故,晚上是不可能入睡的。
他要赶紧回去打吊针。
接下来,他必须步行去公交车站,坐一路公交车到孝天火车站,乘坐晚上的列车到花园。在花园火车站下车后,还要步行四五里路回牌坊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