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王加根去孝天城参加自学考试时，方红梅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阻止吧，怕耽误了丈夫拿文凭；支持吧，又担心他身体吃不消。不管怎么说，她还是为加根的进取精神所感动。

“实在不行就回来，别硬撑着。”在花园火车站分手时，她这样嘱咐道，“这两天我哪儿也不去，在学校里等你凯旋。”

回到学校，她坐卧不安，无时无刻不为加根担心。

周六上午，正当方红梅祈祷加根能够顺利参加考试的时候，白素珍带着马颖出现在了她宿舍门口。

她大吃了一惊，亲热地叫着声“妈”，把白素珍母女俩迎进屋。内心里，还产生了一种美好的幻想：是不是婆婆觉得上次做得太过分，良心发现，把两百元礼金又送回来了？

“本来准备回保定的，一想到劳神费力地打了那么长时间官司，花了那么多钱，却没有任何结果，心里还是不服气。”白素珍接过红梅递给她的开水，一边喝一边叙说，“上次从你们这儿离开后，我又去了孝天城，住在李艳红家里。继续到市法院去闹，到杨岗派出所去闹。市法院还是不受理财产纠纷案子，杨岗那边儿也说虐待老人的证据不足，不予起诉。这些当官做老爷的，衙门作风太重了！根本不可能为老百姓作主，不可能为含冤受屈的人伸张正义。我算是看透了，也服了他们。唉，又瞎耽误了二十多天。”

听到这儿，方红梅才知道白素珍根本就没有回保定。

屈指算来，她为打官司在湖北呆了三个多月。真舍得花本钱啊！而最终的结果，却是颗粒无收。

“加根去孝天城参加自学考试了。”方红梅告诉婆婆。

“我知道。他跟我说过五月二十五号和二十六号考试。要是他在家里，我根本就不会来！”白素珍没好气说。

方红梅于是伤心地聊起了回王李村遭遇小偷的经历，聊起了加根患病的情况。

白素珍听后，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同情，反而幸灾乐祸：“这都是上天对他的惩罚和报应！人在做，天在看。老天还是长眼睛的。他不是一直在我面前叫穷么？小偷偷得真好！一下子暴露了他有八十多块钱，还有一个四十多块钱的存折。”

方红梅再也不好说什么了。

“我在杨岗听人讲，厚义说你们上次回王李村根本就没有遇到小偷，是故意说钱丢了，想回去勒索他。”

方红梅听婆婆这样讲，气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我真不明白，你长得那么漂亮，又通情达理，怎么会看上王加根？他又犟又笨，脾气又不好，人又矮。你到底看中了他什么？”

嗬呀，原来白素珍是趁加根不在家，来挑拨离间，破坏他们的夫妻关系。方红梅觉得没办法与这样的婆婆沟通，耐着性子听白素珍说加根的坏话，再也没有搭一句腔。

吃过午饭，白素珍就带着马颖去赶火车，回河北保定了。

送走不速之客，红梅的伤感、悲怆和愤怒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天啊！天下竟然有这样的父母。我们钱包被偷了，一个认为是欺诈，想以此勒索；一个幸灾乐祸，说活该。我们到了这种地步，他们丝毫也不同情，还一个劲地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儿子得病了，父亲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母亲不仅不心疼，还说是上天的报应。

这样的父母，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整个下午，方红梅都特别不舒服。到了晚上，想起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更是难以入眠，辗转反侧了好几个钟头。后来，实在是太困了，才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但刚刚睡着，又听到有人敲门。

她骤然间头皮发麻，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敬武回方湾了，校园里只有她一个人，谁会在深更半夜来敲门呢？

直到听见王加根喊门的声音，她那颗提到嗓子眼的心才落下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她忙不迭地从床上爬起来，打开大门。

“明天不是还有考试吗？你怎么回来了？”她惊讶地问。

“实在没法坚持了。”王加根边说边脱掉裤子。

见他右大腿根部如同塞进去了一个鸡蛋，肿起一个大包，方红梅的眼泪涌出眼眶，急不可耐地催他马上去医院。

“这个钟点儿，区卫生院根本就不会开门，哪儿去找医生？农村医院又不像城市的大医院，二十四小时急诊。天亮了再说吧！”

方红梅于是把开水瓶里的热水倒进洗脸盆，打湿毛巾，又拧干，敷在丈夫的患处。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剧烈的疼痛让加根无法入睡。

他基本上一夜无眠。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方红梅就推上自行车，送他去花园区卫生院。

诊断的结果仍然是淋巴结发炎，医生建议住院治疗。

办理完住院手续，进病房才发现，住院的病人很少。为数不多的几间病房床位大多空着，床单和被子脏兮兮的。方红梅挑了个相对干净一点儿床位，把被子抖开，拍打了好半天，又掀起床单，抖了抖上面的灰尘，然后重新铺好。见枕头上满是油污，脏得不堪入目，她索性拿掉了，从另外一张床上抱了床被子过来，给加根当枕头。

王加根刚在床上躺下，护士就过来打吊针。

葡萄糖水溶液里加入青霉素和维生素，以及激素药地塞米松，上午下午各吊一瓶。晚上是否输液，视白天消炎的情况而定。

“你回去吧！没必要在这儿守着。”加根对坐在床边儿的老婆说。

方红梅想了想，回答：“也行！我回学校把饭做好送过来。顺便带床毛毯和枕头来，这里的东西太脏了。”

方红梅走后，空空的病房里就剩下王加根一个人。

他眼望天花板发了一会儿呆，脑子里想的全是家里的事情。白素珍母女俩昨天来牌坊中学的情况，方红梅告诉他了。他听后自然相当气愤，也很难受。

再过一天，他们结婚就满一个月了。蜜月期间，丝毫也没有甜蜜的感觉，有的只是苦涩、悲愤和辛酸。

为什么会这样？真如方红梅所说，是结婚的日子没有选对么？他不信。他向来都不认同那些唯心的东西。追根溯源，他觉得造成这些灾难和不幸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母亲。

他深切地感受到，白素珍如同一团乌云，飘到哪里，哪里就是黑沉沉一片。所有与她打交道的人，都怕她，恨她，讨厌她，又奈何不了她。她不讲意思，死皮赖脸，整日如绿头苍蝇嗡嗡地叫着，说着让人肉麻的话，做些让人唾弃的事情，稍有一点儿自尊的人都对她敬而远之。她待人接物的原则，是典型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种女人，心比蝎子还毒。无论是谁，只要不听她的话，不合她的意，不服从她的命令，她就会想出最恶毒、最阴险的办法打击报复，不惜一切代价，毫不手软地赶尽杀绝。

王加根痛苦地发现，这些年来，他恰恰做了这团乌云的保护伞，使得白素珍更加肆无忌惮。他甚至偏激地认为，自己一直被白素珍当枪在使。而这一次，在争夺奶奶的房产时，因为没有得到他的支持与帮助，白素珍便与他反目成仇。

我做错什么了？我无非是不想卷入父母的争端，想过清静的日子。我早已申明过，放弃祖业，不要奶奶的房产。你为什么还要对我不依不饶？结婚前夕，你咒我不得好死，要砸烂我的家具，扬言要杀死我，要印发传单到处散发，败坏我的名声。你的本事我早见识过了。孝天城、王李村、白沙铺、牌坊中学，到处留下你的足迹和大吵大闹的身影，到处被你搞得乌烟瘴气。我和方红梅的婚事不是同样被你搅成了一锅羹、闹得一团糟么？结婚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你。你还要写材料印发传单败坏我的名声，行啊！我等着。你不是给陆定国写过信么？你不是给刘福民写过信么？你不是找丁胜安谈过话么？到处说我的不是，似乎也没起到什么作用。我的名声是你红口白牙说假话能够败坏的么？哈哈哈！母亲！你真是一个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母亲。我小时候信任你、依赖你，只是因为你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两片薄嘴唇不负责任地夸夸其谈，唾沫四溅地花言巧语。如今，我算看清了你的真面目。你是一个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守财奴。为了钱，你可以抛弃亲情和友情。你没有爱心，没有，绝对没有！奶奶、三舅和我都被你牵着鼻子走。什么赡养奶奶，为奶奶养老送终，你眼睛里盯着的，只有奶奶的遗产。什么为了三舅报仇雪恨，还不是想从大舅手里夺回那六百元抚恤金。什么争夺王李村的房产是为了送给我，只有白痴才相信你的这些鬼话！

……

方红梅从医院回到家里，正准备做饭，就来了客人。

来人是她的发小和闺蜜钗钗。

她们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同班，学习成绩不相上下。高考后，红梅考上中专，钗钗名落孙山。钗钗伤心得要投河自尽，是红梅的谆谆教导和循循善诱，才使她最终振作起来，恢复了生活的信心。

钗钗这次是带着男朋友一起来的。

两人进门就发糖，邀请方红梅去参加他们的婚礼。穿金戴银、打份得珠光宝气的钗钗说，她男朋友是黄石大冶人，家里是开矿的，在当地是小有名气的“矿老板”。他们领了结婚证，准备六月中旬举行婚礼。男方家里为他们修建了一栋三层的小洋楼，添置了满屋高档家具，彩电、冰箱、洗衣机、音响一应俱全。看到方红梅简陋的婚房，钗钗不住地叹息。

唉，女人的命运真是不好说啊！难怪人们说“学得好不如嫁得好”。嫁人确实太重要了！婚姻是女人第二次投胎。

方红梅翻出家里有限的食材，做了简单的午餐，招待两位尊贵的客人。把钗钗和她男朋友送走后，才去医院给王加根送饭。

加根住院期间，他所担任的语文课由方红梅代理。这既是学校领导的意思，也是他个人的要求。他知道方红梅的课讲得好，学生由老婆来教，他比较放心。

不过，这又苦了方红梅。

两个人的教学任务压在她一个人身上，还要做饭、洗衣、做卫生，料理家务，抽时间去医院照顾加根。学校医院两头跑够她忙的了，家里又接二连三地来客人。来人主要是他们的亲戚、同学或朋友，因为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事后上门来恭贺。

加根患病住院的消息传开后，到医院探望的人也多起来。牌坊中学的同事们是瞅着没课的空当，分批到医院的。他们告诉加根，方红梅因为他患病很着急，动不动就在办公室里抹眼泪。

这让王加根非常吃惊。

方红梅每次来医院表现得都很轻松，经常笑着鼓励他，安慰他，说小病小痛，没多大关系，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她甚至转述了程彩清编的荤段子，说加根新婚猴急，干那事用力过猛，大胯软组织损伤。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老婆原来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心里本来很着急，却不愿意暴露出来，增加他的思想负担。

他为有这样贤惠的好老婆而欣慰。

教师们还骂张仲华不是东西。同事病了这么长时间，既不过问，也不关心，还对小方的考勤盯得特别紧。

小方一个人上两个班的语文和四个班的音乐课，又要做家务，还要经常跑医院，难免迟到早退。张仲华只要看见她不在办公室，就拿着《考勤簿》到处转。小方迟到几分钟，早退几分钟，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教师因病住院，作为学校领导，就应该安排人到医院照顾。”邹贵州说，“现在小方自己挤出时间照顾加根，张仲华还这么斤斤计较，没有人味！”

王加根听到这些，自然也生气。不过，他还是看得很开：“想怎么记，就让他记去吧！大不了扣钱。无所谓！”

真正让王加根焦虑的，还是病情没明显好转。

吊针打了十几瓶，右大腿根部仍然肿得厉害。肿块很硬，经常如拔火罐一样，炙烤得难受。站立久了，不容易坐下去；坐的时间长了，站起来又困难，而且好半天伸不直腰。

医生怀疑患处里面已经化脓，商量是否需要做手术。

一听说要做手术，加根就产生了无名的恐惧。用刀子把人的皮肉割开，那该多么痛啊！他恳求大夫想其他办法治疗，比方加大用药的剂量。不是万不得已，就不要开刀。

其实，医生们的想法与他一样。

如果做手术，王加根就必须转院。花园区卫生院没有做这种手术的条件和能力。转走一个病人，就会减少不少收入。医院在救死扶伤的同时，也必须考虑经济效益。

又坚持输了两天液，红肿的硬包逐渐变软变小，有了消肿的迹象，而且不那么疼了。

医生说，再吊几瓶水，就可以痊愈出院。

几瓶水吊远，加根右大腿根部的炎症是消退了，可疥疮又卷土重来。他手指间又冒出很多丘疹和水疱，瘙痒难忍。□□□□也起了红疙瘩，抓又抓不得，只能用手指捏着肉皮揉搓。

医生认为这是淋巴结发炎的并发症，会在淋巴结炎症消退后自然好转。因此，没有额外用药，只是开了几支药膏外敷止痒。

听说不需要输液，王加根就申请出院。

医生却不同意，理由是病情尚未康复，必须留院观察。

王加根已经在医院住了十多天。这里条件极差，吃喝拉撒都不方便，又没地方洗澡，他确实不想继续住下去。就对医生说，不办理出院手续也行，他还是回家去住，每天来医院检查一次。

医生默许，开了一些针剂药，叮嘱他继续打小针，巩固消炎效果。

王加根于是抱起带来的毛毯和枕头，兴高采烈地回家了。尽管没有办出院手续，他还是向学校领导销假，主动要求上班。离期末考试不到一个月时间，他真的不敢再耽误。

丁胜安很感动，也很开明，作主说：“这段日子你可以不坐班。有课时上课，没课就回去休息。讲课站不下来的话，搬把椅子坐着讲也行。你带病坚持工作，可以享受教授待遇！”

办公室里的教师们都笑了。

加根说自己没那么娇嫩，站四十五分钟应该没多大问题。

就这样，他又开始工作了。除了上课，每天还得步行去医院打针。

这段日子天气不好，不是阴天，就是雨天，从早到晚见不着太阳。路也不好走，尤其是从牌坊中学到邹肖村的那段黄土路，泥巴兮兮的，总是让人发愁。加根去医院总得穿胶鞋，打雨伞。

这天他正低着头往花园镇方向走，突然听到有人喊他。抬头一看，竟然是父亲。

王厚义撑着一把黑布伞，驮着塑料编织袋子，迎面朝他走来。

父子俩站在路边交谈了一会儿。

按说王加根应该陪父亲回学校，可他担心错过了医生查房的时间，加上好不容易走过了那段泥巴路，就不打算返回了。

“爸，你自己去学校吧！我打完针马上回来。”

王厚义犹豫片刻，明知故问：“红梅在学校吗？”

“在呀。她上午有三节课。”加根回答，“现在应该在教室。”

“那厨房门是不是开着的？你身上带没带钥匙？”

听到这儿，加根又想送父亲回学校。他知道父亲有顾虑，怕媳妇给脸色他看。

因为白素珍挑拨离间，方红梅窝着一肚子火，正愁没地方发泄呢！王厚义现在来学校，等于送肉上砧板。

至于王厚义是否讲过他们谎称遭遇小偷勒索家里这样的话，王加根表示怀疑，也没有完全否定。是母亲故意编造假话？还是父亲的确说过？真的不好说，似乎都有可能。他也不想去求证这件事情，毕竟事实胜于雄辩。他和方红梅回过王李村，告诉过家里他们被偷的经过，但他们并没有向家里索要一分钱。这不就结了么？

“我陪他回学校就能消除红梅对他的成见么？我在场就能减轻红梅对他的仇恨么？如果我回去了，红梅说不定会躲得远远的，连厨房的边儿都不沾。这样反倒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让红梅去接待他，公公与媳妇面对面，开诚布公地把话说清楚，或许更好一些。”这样一想，王加根就掏出房门钥匙递给父亲，还是去医院了。

到花园卫生院病房后，左等右等没人来查房。王加根百无聊赖，和衣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朦朦胧胧中，他听到有人在叫他，睁开眼一看，竟然是父亲。

王厚义到牌坊中学没有见到方红梅，但厨房门是开着的。他见桌上有一碗冷稀饭，就端起来吃了。留下带来的东西，就来了医院。

“蛇皮袋里装着我的两件旧毛衣，都破了。我想让红梅帮忙拆掉，两件合在一起重新打成一件。不晓得她有没有时间。”王厚义小心翼翼地问。

王加根说：“穿毛衣要等到秋天，又不是太着急。好几个月时间，应该没多大问题。”

厚义这才放了心，又说：“我不晓得你得病住院，没带什么东西。现在去街上买两斤排骨吧！”

加根说不用。

“你等着我啊！我马上就回来。”厚义不由分说地离开了。

没一会儿，值班医生就来查房了。检查了王加根的患处，觉得情况还好，又开了一些针剂药，嘱咐他继续打小针。

王加根于是去取药，打完针之后，站在医院大门口等父亲。

大约等了十几分钟，王厚义从花园火车站的方向走过来了。他一手拎着用稻草绳子系着的两根猪排骨，一手拿着几根香蕉，高兴地说：“本来想买条黑鱼的，太贵了，身上的钱不够。明天你自己去买吧！黑鱼吃了好，是补人的。”

父子俩回到牌坊中学时，方红梅正在做午饭。

她没有与王厚义打招呼，不冷不热，也没有恶言恶语。

王加根见此，没有提织毛衣的事情。

吃过午饭，王厚义就要回家。说现在正是忙的时候，加叶加花又调皮，家里离了他不行。临出门时，他又劝加根给潜江的大伯和三叔写信。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长辈，是加根最亲的人。

王加根没有吱声，也没有写信的打算。他恨死了这些有血缘关系却没有一点儿人情味的亲戚。他还记得爷爷活着的时候，厚义经常因为收不到他们承诺的生活费而骂人。三弟兄见面就为老人的赡养问题扯皮。总是把爷爷推过来推过去，最终还是推到了王李村，一直到老人离开人世。这种无情无义的叔叔、伯伯、婶婶、婶妈，加根怎么可能给他们写信！

送走父亲，王加根才打开塑料编织袋，拿出那两件旧毛衣，向方红梅说明父亲的意图。

“不织！”方红梅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口气相当生硬，“我没时间！”

王加根感到很为难。

他语塞了好半天，嗫嚅道：“东西送都送来了，不织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