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样给他送回去！”

“可是，我已经答应他了。”

“你答应了你帮他织！”方红梅没好气地说，“我工作那么忙，还要忙家务和自学，马上又要去武汉面授，有三门课程要结业考试。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哪儿来的时间织毛衣？”

王加根又不作声了。

他的确不愿意把毛衣原样送回王李村。不管王厚义以前做过什么，说过什么，但这个人毕竟是他父亲。这次来时又表现得那么可怜，求红梅织毛衣的愿望相当恳切。如果红梅坚持不织的话，他只能去托别人，或者送到花园针织厂，花几个钱加工。对王厚义，谎称是红梅织的。

这事暂时就这样搁下来了。

王加根接连打了一个多星期小针，那个鸡蛋大小的红包就不知滚到哪儿去了。不过，疥疮并没有随之滚蛋。这些讨厌的家伙们继续折磨了他好长一段时间。这期间，徐磊、涂勇、宋双清等好几个师范同学都来过，或祝贺他们结婚，或对王加根表示慰问。

方母、敬文、腊梅也来过。方母带来了两只老母鸡和一些自家种的新鲜蔬菜，敬文和腊梅当然只能空着手来看看。

敬文还导演了一场恶作剧。他装作非常难过的样子，无比悲痛地告诉姐姐和姐夫，说他预考没有考上，落选了，丧失了参加正式高考的资格。

红梅和加根非常意外，又不好过多地责备他。只是不停地叹息和惋惜，担心家里两个老人受不了这打击。

“骗你们的！我预考过了。”这个被方父认定“说话只能作参考”的人最后终于说出了实情。

红梅和加根的脸上这才露出欣慰的笑容。

“还有个把月就要正式高考。好好擂一下，别让家里人失望。”方红梅满怀期望地叮嘱大弟。

王加根办了出院手续，回学校上班时，又得到一个好消息。牌坊中学领导为他们调剂出了“婚房”——他和方红梅从此可以告别分居办公室两头的日子，合住到一个屋子里。

他们的新居位于正对学校大门的第一排校舍，和初一的两个教室连在一起。一通间加半间，面积有二十多平米。根据他们的要求，学校把那一通间房隔成两半，形成“两室一厅”的格局。和正经八百的套房相比，只是少了厨房和卫生间，再就是没有自来水。

拿到新房钥匙后，王加根开始考虑拖家具的事情。

拦路虎还是没汽车。上次拖木板去方湾，是找方湾街上买水泥的汽车顺带的，这次从方湾拖家具回来，总不能又去找买水泥的汽车送过来吧？更何况，从方湾到花园镇买水泥的汽车，多半是小型农用车，装不下那么多家具。

王加根于是向同事们咨询租汽车的事情。

“租汽车？从花园镇到方湾往返跑一趟，得大几十块钱呢！还不包括家具搬上搬下的人工费。”

宁海涛、肖玉荣、董志芳、赵乾坤、程彩清都说租汽车太贵了，光拖几件家具划不算。

邹贵州听过王加根的难肠事，突然大义凛然地拍了拍胸脯，说这事交给他来办。他去想办法找汽车，而且不花一分钱。

“事后请我们喝一餐酒就行了。”邹贵州笑着说。

这买卖太合算了，加根和红梅高兴得合不拢嘴。

第二天，一辆草绿色的军用汽车开进了牌坊中学校园。身着军装的司机直接来到王加根的宿舍，说是专门来帮忙拖家具的。

王加根这才明白，邹贵州去找驻军部队要了一辆车。

这个邹会计，面子还真不小呢！

满满一汽车家具拖回来之后，他们那空荡荡的新房一下子充实起来了，平添了几分喜庆的气氛。不过，因为家具没有上油漆，看上去还是不像“婚房”，倒像一个家具店。

他们暂时还没有油漆家具的打算。

这两个月的工资，除了日常花销，基本上都送给了医院。王加根马上要报考下半年的自学考试，方红梅暑假要去武汉面授学习二十多天，学校的两百元借款还没有还。这“三座大山”压在头上，让他们喘不过气来，哪里还敢动油漆家具的心思？

缓缓吧！等手头宽裕一点儿再说。反正没做油漆的家具也能凑合着用，没有必要那么着急。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做饭的燃料问题。

由于煤油供应紧张，煤油不好买。他们以前用的煤油，都是托关系、找熟人，通过各种非正常渠道买到的。烧煤油炉火力不足，而且烟雾很大，容易熏黑家里的东西。居家过日子，长期烧煤油炉绝对不行。慎重考虑，他们决定改用蜂窝煤炉子做饭炒菜。不过，买煤同样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

王加根和方红梅的户口都在学校集体户口本上，没有单独立户。集体户口没有生活煤供应，他们只能去买“黑市”煤。“黑市”煤价格贵、质量差。不是生不着火，就是封不住炉子，特别让人闹心。

出院不久，王加根就着手办理单独立户的事情。

花园区派出所户籍民警审查完资料，明确告诉他，单独立户没有问题，但他们的住所在农村，只有粮油供应，没有生活用煤供应。要想获得生活煤供应指标，就必须把户口落在花园镇。

王加根又跑到花园镇派出所咨询。

花园镇派出所的答复是：落户地址应以实际住所为准，王加根和方红梅住在牌坊中学，住所地址只能写成“花园区邹肖村”，不能落户到花园镇。

事情就这样僵住了。

为了解决燃煤之急，王加根一次又一次地往花园镇派出所跑，求爷爷，告奶奶，好话说了一箩筐，但户籍民警就是不答应。

同样是公办教师，同样属于国家干部，为什么户口落在农村就没有生活煤指标？工作和生活在农村就不用烧煤吗？城镇居民凭什么就高人一等？这都是些什么狗屁政策！加根和红梅在办公室里说起这些不合理规定时，总是牢骚满腹，愤愤不平。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事被初三语文教师肖玉荣听到后，居然很快就帮他们找到了解决的方案。

肖玉荣说，花园镇派出所负责办理户籍的民警是她中专时的同学。她们关系不错，可以帮忙说说情，看能否通融一下。

结果，肖玉荣一出面，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王加根和方红梅顺利地领到了《城镇居民户口簿》，住所地址莫须有地写成了“花园镇中山后街”。

凭借这个户口本，他们去花园粮店领回了绿塑料封皮的《城镇居民粮油供应证》，又去花园镇燃料公司办了红塑料封皮的《城镇居民生活用煤供应证》，每月可以享受七十公斤的平价煤供应。

邹贵州帮忙找汽车和肖玉荣帮忙办户口这两件事，让王加根和方红梅认识到了“关系”和“人缘”的重要性。要想在这个社会上很好地生活，单打独斗是不行的，有时还需要别人的帮助。难怪人们说，多个朋友多条路。有朋友出手相助，往往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甚至绝路逢生。

这期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程彩清把他老婆程芸和女儿欢欢接到学校来居住了。继王加根和方红梅一家人之后，牌坊中学校园里有了第二户常住人家。

按说，这是一件让他们欣慰的事情。

加根和红梅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孤单了。程彩清的家就在他们隔壁。远亲不如近邻。茶余饭后，他们最起码有个串门的地方。夜晚和节假日学校放空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找到说话的人。如果有什么难处，还可以互相帮衬。可是，事情却没有他们所想象的那么美好。

正是因为校园里多出了程芸和欢欢母女俩，王加根和方红梅后来的日子更加煎熬，更加闹心。以至于他们最后不想在牌坊中学呆了，想方设法要调走。孟母择邻而居的故事，演绎出了一个当代版本。

程芸与程彩清的爱情故事，一度在花园镇传为佳话。多少年轻人都为他们冲破家庭阻力，勇敢地走到一起而感动。

程芸是土生土长的花园人。上完小学和初中，就顶替提前退休的父亲，在花园镇供销合作社当上了营业员。

一次接待来商店买香烟的帅小伙程彩清时，两人一见钟情，就那么鬼使神差地对上了眼。据她后来讲，是因为程彩清付钱时的动作很潇洒，引起了她的注意。至于是怎么一个潇洒法，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但不难推测，时任牌坊中学体育教师的程彩清，绝对不会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那样，把铜板一个一个地往柜台上面“排”。

自此之后，程彩清隔三差五就到程芸那儿买东西。

买好东西之后也不急着走，而是站在柜台外面，与柜台里面的程芸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一聊就是好几个钟头。

再后来，程彩清请程芸到花园电影院看电影，去花园大桥西头的沙滩和小树林散步，去官塘水库钓鱼。直到有一天，他用自行车把程芸带到牌坊中学，带进他的那间单身宿舍……

一切都水到渠成。

小城镇的男女青年谈恋爱，大多是这种模式和套路。

两人高调结婚之后，程芸好长时间没有去单位上班。蜜月里，当她感觉呆在牌坊中学很无聊，发现丈夫一个人的工资不足以支付家里的开销时，她又找到花园镇供销社，要求重新回来站柜台。

供销社经理拿出红印堂堂的文件，给程芸看。

她这才知道，自己已经被单位除名了。丢了工作的程芸为自己的意气用事而后悔，但结果却没有办法改变。

正在她追悔莫及、唉声叹气的时候，又有意外的惊喜：她怀孕了。既然已经有了身孕，就老老实实地呆在牌坊中学吧！全当是为了休息保胎。这样一想，她又释然了，不再为工作的事情去伤神。

十月怀胎。程芸生下一个小公主，取名程欢欢。

欢欢的到来，让小两口很兴奋。不过，本来就紧巴巴的日子，更加捉襟见肘了。从小娇生惯养的程芸，花钱向来大脚大手，哪里忍受得了拮据生活的束缚？于是，她开始埋怨程彩清无能，埋怨公公婆婆不帮助他们。随之而来的，是夫妻二人之间的争吵和扯皮。为一些细小的事情磕磕碰碰，经常闹得好几天互相不搭理。

这个时候程芸才意识到，为了爱情而放弃工作是多么愚蠢。她后悔自己一时冲动，头脑发热，干出了糊涂透顶的事情。

欢欢满百日时，程芸抱着女儿第一次回娘家，耷拉着脑袋，希望得到父母的谅解。她父母自是百感交集，搂着闺女，亲着外孙，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鼻子。

程芸她爸退休前是花园镇供销合作社副主任，有一定的人脉关系。他抹开老面儿，放下身段儿，为女儿工作的事情四处奔走。回原单位自然不可能，程芸最终被安排到了杨岗公社供销合作社。就这样，她带着蹒跚学步的欢欢重新上班，在杨岗开始了她的新生活。

只有周末和节假日，他们一家三口才能够团聚。多数时候都是程彩清花园杨岗两头跑，有时坐长途汽车，有时骑自行车。后来，他又花血本买了一辆嘉陵牌摩托车。时不时，还用摩托车把程芸母女俩接到牌坊中学住几天。因为分居两地，聚少离多，夫妻团聚的时光弥足珍贵。但程彩清和程芸到了一起还是经常扯皮，动不动就吵得不可开交，甚至打得鼻青脸肿。

产生冲突的主要原因，还是经济问题。

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程芸，基本上没有领过工资。她负责经营的副食品专柜每次盘存都没有盈余，总是亏损。她那微不足道的工资，根本就不够填窟窿。

程芸怀疑是其他同事做手脚，而别的营业员说是她们母女俩提前享用了。大家经常看到她一边上班，一边吃东西。她女儿欢欢不是拿着饼干蛋糕吃，就是抱着汽水饮料喝，嘴巴很少有空着的时候。谁知道她们享用这些东西掏钱没有！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扯来扯去一直没有定论，谁也断不清这样的糊涂官司。但亏欠的钱，却是非赔不可的。

每次赔钱的时候，程彩清都会把程芸臭骂一顿，甚至用拳头和巴掌让她“长长记性”,提醒她不要总是那么犯糊涂。

程芸也不是省油的灯。程彩清动手打她，她自然会反击。打不赢就拿家里的东西出气，把锅碗瓢盆和开水瓶往外面扔，或者躺在地上打滚儿，杀猪一般地哭号，扯起嗓子叫骂。从程彩清的祖宗八代开始骂起，一直骂到他将来“生儿子没有□□”。她骂程彩清没本事赚钱，又总是装大尾巴狼，偷偷摸摸地塞钱给公公婆婆用。小姑子出嫁和小叔子结婚时，恨不得把家当都送给他们。小姑子小叔子的娃娃出生和过周岁，送的礼钱也是多得离谱。

“老子一个人带着你嫩妈上班容易吗？有时忙得连做饭的工夫都没有。就算老子亏钱，也是因为吃了喝了，总比你个婊子养的打牌输了要强。”程芸从地上爬起来，顾不上拍打满身的尘土，用脏兮兮的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指着程彩清的鼻子叫骂，“你个王八蛋自己算一算，每年抹牌赌博输了多少钱！”

程彩清横眉怒目地瞪着老婆，想不出合适的话语予以回应。抹牌赌博的确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说他嗜赌如命，也不算过分。男人嘛，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儿赌性。程彩清迷上抹牌赌博，与他工作相对轻松、业余时间充裕、生活空虚无聊不无关系。

他是牌坊中学唯一的专职体育教师。

全校六个班，每个班每周两节体育课。程彩清一个星期的教学任务就是十二节课。从数量上看，课程并不算少，但农村中学的体育课无须写教案，不需要改作业。把学生们集中到操场上，进行一下队列训练。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向前看，立正，稍息，齐步走。然后就是自由活动。让学生们去体育器材室拿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各取所好，自由组合，疯闹到下课铃声响起。只要学生没有闹事，没有打得头破血流，就算大功告成，完成了教学任务。

每天的两节课上完之后，程彩清就百事大吉，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他没有读书看报的习惯，就拉上其他没课的教师下象棋。万一找不到对手，就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下班之后，他不愿意回农村的父母家里，常常一个人呆在学校。也懒得做饭，在学校食堂里随便吃点什么，就回到单身宿舍。老婆孩子离得那么远，没什么家务事。觉也睡得差不多了，漫漫长夜如何度过？于是就想到了打牌。

最开始是邀请同校的教师到他宿舍里抹长牌。后来改为打麻将、推牌九。再后来发展到摇骰子赌博。参加赌博的人员范围，也从牌坊中学扩大到周边学校，有时附近村庄和花园镇的赌徒也来参与。

程彩清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单身宿舍，成了远近闻名的赌窝子。

因为迷上了赌钱，他对老婆和女儿的惦记明显不如从前，有时周末也懒得往杨岗公社跑。至于他在赌场上的战绩，并非程芸所怒斥的那么悲观。真实情况是，程彩清赢得多、输得少。赢了钱之后，他总是在程芸面前说输了，或者谎称保本，不通报实情。这才导致程芸把他看成了“败家子”。

败家子就败家子吧，他才不想去逞那个强呢！逞强的结果，会让自己的战果被程芸没收。他宁愿用赢的钱去弥补老婆上班的亏空，也不愿意透露自己的经济底细。

参加完王加根和方红梅的婚礼，就到了“五一”假期。程彩清已经好几个星期没去看望老婆女儿了。放假的当天，他骑上嘉陵摩托车，风驰电掣般赶往杨岗公社。

到达目的地时，天已经黑下来，过了供销社下班的时间。他直接前往程芸母女俩住的宿舍，却看见门上一把锁。

她们去哪儿了呢？程彩清询问住在隔壁的程芸的同事。

邻居惊奇地瞪大眼睛：“程老师您还不知道啊？程芸早就没上班了。她跟着一群放录像的走了，听说是去帮助别人卖门票。”

这回轮到程彩清瞪大眼睛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程芸的同事介绍说，一个月前，杨岗街上来了流动录像放映队，听口音似乎是从河南那边儿过来的。他们租用公社电影院放录像，放的多是武打片，有时也偷偷摸摸放一些让人脸红耳热的黄色片子。引得四邻八乡的农民跑到街上来看稀奇，生意特别火。

程芸抱着欢欢去凑热闹，结果被放映队的头儿盯上了。

那头儿虎背熊腰，长得圆滚滚，留着小胡子，穿着花衬衣，抽着比手指头还粗的雪茄。他主动与程芸拉话，说放映队正好差一个售票员，包吃包住每月工资一百块，问程芸愿意不愿意干。

一百块呀！她每个月累死累活上班才三十多块钱，还经常拿不到手。程芸二话没说，爽快地答应了。

就这样，她成了录像放映队的售票员。在街上帮助别人卖了几天门票，又随放映队一起“流动”到其他地方去了。

至于具体去了哪里，程芸的同事也说不清楚。

程彩清听到这里，肺都快要气炸了。

接下来的几天，他腰里别着一把尺把长的刀子，骑着嘉陵摩托车四处打听。跟踪追击，终于在黄冈地区麻城县的一个小镇子上找到了那个录像放映队。程彩清黑着脸找到放映队的头儿，看到那人五大三粗，酷似《水浒传》里面的黑李逵。人家是河南人，说不定还在嵩山少林寺练过呢！他估计自己不是那家伙的对手，而且找不出寻别人麻烦的理由。别人只是录用他媳妇当售票员，又没有对他媳妇怎么样。

他于是打消了“扬眉剑出鞘”的念头，很大度地与放映队头儿握了握手，不痛不痒地警告了几句，就带着程芸母女俩离开了。

他再也不敢让程芸去杨岗供销社上班。

这种蠢猪一样的婆娘，你还指望她挣工资？弄不好连人都被别人贩卖了，还要搭上他们的女儿。就让她在家里呆着吧！带孩子，做家务，反正这些事情也是少不了人干的。

因为抹牌赌博筹码不断加大，程彩清不在乎程芸每个月那几十块钱的工资。他一个晚上的输赢，往往都是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稍微把张子捉稳一点儿，一次的收益，就抵得上程芸干一年。

程彩清把抹牌赌博当成生财之道，作为养家糊口的主要收入来源。他的这种战略思想，得到了程芸的高度认同和积极响应。

夫妻二人经常在家里研究打牌的技巧，争取做到战无不胜，想方设法把别人的钱弄到他们的口袋里来。

常言道：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抹牌赌博的输赢，在很大程度上靠运气。既然起心通过这一途径捞钱，他们就得想办法增加胜算。直白地讲，必须想办法作弊，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出老千”。因为赌场设在他们家里，程彩清享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除了常规的作弊手法，他还与老婆协作配合，产生出其不意的效果。

不管是抹长牌还是打麻将，程芸总是饶有兴趣地站在旁边观战。看着看着，她就会时不时地咳嗽、打哈欠、打喷嚏、举起左手或者右手理头发、摸耳朵、捏鼻子、捂下巴。其实，她的每个动作都有特定的含义，都是在向老公发信号。

程彩清自然心领神会，而牌场上的其他人则一无所知。也有赌场经验比较丰富的老手，提出不允许旁人观看的要求。遇到这种情况，程芸就恢复她“营业员”的身份，开辟新的赚钱门道儿。她到邹肖村代销店买回饼干、面包、啤酒、饮料和罐头。到了深更半夜，当赌徒们饿得眼睛发花的时候，她就以超出买价数倍的价格出售。

王加根和方红梅的新邻居，就是这样一家人。

牌坊中学的五排校舍中，有四排的朝向坐北朝南，唯有最南边的那排校舍坐南朝北。这排校舍的后面就是学校南院墙。院墙与校舍相距两三米，形成一条狭长的死胡同。除了初一两个班的教室以外，另有三间宿舍。王加根和方红梅占了一间半。程彩清占了一间。还有半间是学校堆放体育器材的杂物间。这个杂物间的钥匙在体育老师手里，使用权其实还是属于程彩清。

搬入新家之后，王加根和方红梅原来住过的两间宿舍的钥匙仍然在他们手里。学校没有催，他们也就没有急着给。因为考虑到将来油漆家具时味太重，他们有可能要回“故居”暂住一段时间。交了钥匙，将来又得去找学校要，比较麻烦。

每天晚上，王加根和方红梅在昏暗的白炽灯下看书写字的时候，总会听到隔壁传来哗哗啦啦搓麻将的声音，扯皮争吵的声音。那种热火朝天的嘈杂，一直延续到深更半夜，甚至通宵达旦不停息。

看书看累了，或者感觉写文章没有灵感的时候，王加根和方红梅就会放下书本和钢笔，相对而坐，聊聊天。

他们讨论和商量的话题，是如何安排即将到来的暑假。

暑假有两个月不上班。这是教师职业的特别待遇，也是让其他行业的人们羡慕和嫉妒的。不过，对于薪水低、收入少、一年上头难得攒下几个钱的中小学教师来说，这种“特别待遇”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意义。有时，他们甚至为如何度过这漫长的假期而犯愁。

方红梅收到了湖北大学的面授通知，七月中旬要去武汉。通知要求学员自带行李，这让她遇到了一个小难题，因为家里没有那种适合于铺在单人床上的凉席。

本来，她在方湾中学教书时曾经买过一床竹编的凉席。工作调动后，留在方湾菜园子村家里，后来被腊梅带到孝天一中去用了。她打算放假后去孝天一中，把那床凉席拿回来，带到武汉用。

王加根住院期间垫付的医疗费，到现在还没有报销回来。家里每花一分钱都必须精打细算，根本就挤不出钱买凉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