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前后的黑板上用彩色粉笔写有标语。前面黑板上写的是“热烈庆祝第一个教师节”，后面黑板上写的是“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这些显然都是写给村支书和村主任们看的。名正言顺地提示他们捐款，心甘情愿地掏钱。

菜很丰盛。气氛也很热烈。教室里吵吵嚷嚷，煞是热闹。喝了白酒喝啤酒，直到每一个人都东倒西歪，说话舌头打卷儿。

村干部们闹起酒来没完没了。

王加根怕耽误看电影，又担心喝得太多，呆会儿骑自行车不安全，就借上厕所的名义，中途溜号了。回家洗了把脸，就叫方红梅赶紧起床，整理行装准备出发。

“我不去！”方红梅突然改变主意，语气相当生硬，像是赌气。

王加根不知道老婆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高兴。想到方红梅怀有身孕，他不想多计较，可心里又实在放不下这场免费电影。

他问方红梅是不是身体不舒服，需不需要去医院，表现出十二分的殷勤。

方红梅丝毫也不买他的账，闷声不响地躺在床上，对王加根不理不睬。躺了十分钟的样子，她看看手表，又从床上爬起来。梳了梳头，洗了洗脸，把拖鞋换成凉鞋，拿起一把遮阳伞出门，一个人自顾自地朝学校外面走去。

王加根赶紧拿起黑皮包，拉开拉链，确认电影票在里面，马上找钥匙锁门，再推上自行车，去追老婆。赶上方红梅后，他放慢速度，拨动铃铛，示意方红梅上车。

方红梅犟了一会儿，还是坐到了自行车后架上。

从牌坊中学到邹肖村的土石路，王加根骑得很慢，怕车子颠簸。穿过邹肖村，上了水泥路面，就明显加快了速度。置身于秋天的田野，他的心情逐渐开朗起来。

碧绿的秧苗一望无际，其间夹杂着金黄色的稻谷——那是等待收割的中稻。池塘里的荷叶郁郁葱葱，点缀着粉红色的荷花和陀螺大小的莲蓬。早地里的棉花，结满了沉甸甸的棉桃，有的已经炸开，露出洁白的花絮。芝麻一棵棵笔直地立着，绿叶和白花交相辉映，身上结满棱形的蒴果。杂草丛生的田间地头，堆放着一蓬蓬绿油油的红薯藤子。鹤立鸡群的高粱最打眼，红穗和绿叶在秋风中摇曳。

为缓和气氛，王加根骑车时嘴不闲着，说起了小时候看电影的趣事。那时，每逢村里放电影，便如过节一般喜气洋洋。家家户户早早地吃过晚饭，太阳还没有下山，就扛着板凳到禾场上去占位子。兴奋而又焦急地等待着电影开演。电是发电机送的。每听到那轰隆隆的声音响起，看到放影机旁的电灯亮了，整个禾场就会沸腾起来。大家欢呼雀跃，喊着叫着要前面的人在座位上坐好，等待洁白的银幕上出现活动的画面……更多的时候，是到邻村或杨岗街上看电影。这样的日子，往往是大人小孩结伴而行。走在曲曲弯弯的田间小道上，前呼后应，欢声笑语，别有一番情趣。有人踩着水蛇了，吓得一声惊叫；有人掉进水坑，传来一阵恼骂。但所有的不快，都会在电影开演时烟消云散。也有消息没有弄准的时候，到了那里扑空，白跑一趟，扫兴而归。像《闪闪的红星》《红湖赤卫队》《卖花姑娘》这些好片子，即使杨岗街上，往往也是放跑片，同一部片子同一个晚上要在好几个地方巡回放映。杨岗街上没有影剧院，放电影是在露天里。露天电影场正好建在一个山坡上。银幕在最下边的舞台上。看电影不用带凳子，只要大家规规矩矩地坐着，都能看得见。但人一多，秩序一乱，也容易出事故。他清楚地记得，放映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那天，电影场上人山人海，整个山坡被挤得水泄不通。电影结束散场时，突然发生了骚乱。大片人被挤倒，哭嚎声、叫骂声响成一片，有两个小孩被踩死了……

“现在多好！看电影能够坐在电影院里，电影票又是单位买的，不用自己掏钱。”王加根触景生情地发感叹。

方红梅一直没有搭腔。

到了花园电影院，加根把自行车锁在街道僻静处，紧挨着一根电线杆子。然后，和方红梅一起进场。

因为是集体买的票，座位前后左右都是熟悉的面孔。大家互相打招呼，嘻嘻哈哈地就座。

第一部影片是《香港一百天》。电影放到中途，突然停电了。整个电影院黑漆漆一片。头顶上和墙壁上的电扇也不转了，又闷又热。观众们叫苦连天，口哨声和咒骂声此伏彼起。

王加根怕方红梅受热，叫她去入口处的大厅，那边人少，空气流通，凉快一些。

方红梅坐在座位上没有动。

王加根再次劝说，她突然火了，吼道：“要去你去！”

王加根无奈，只有陪在老婆身边，耐心地等候。

过了十来分钟的样子，电影银幕前面才亮起一盏昏暗的电灯，喇叭里开始播放流行歌曲《我的中国心》。

王加根情不自禁地随着暖场音乐小声哼唱起来。

“神经病！”方红梅狠狠地挖了他一眼。

王加根闭上嘴巴，停止哼唱，但心里不是滋味，完全没有了看电影的兴致。

“我怎么得罪你了？我干了什么让你讨厌的事情？你凭什么这样对我？”他真想大声质问，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愤怒。

不过，他还是忍住了，没有发作。

《香港一百天》放完后，是戏剧电影《五女拜寿》。

放映没一会儿，很多观众纷纷离场。

王加根见方红梅在座位上昏昏欲睡，估计她也没多大兴趣，就提议：“算了，我们也不看了。回去吧！”

方红梅没有理他。

王加根又重复说了一遍。

“要走你走！”

是可忍，孰不可忍？王加根恶狠狠地骂道：“贱东西！”

他本想站起身离开，思索片刻，还是坐着没动。接下来，他只看到银幕上有人影儿晃动，不知道是什么内容。

好不容易熬到电影放完，两人别别扭扭地走出电影院。

中山街上车水马龙，行人熙熙攘攘，根本没办法骑车。王加根推着自行车跟在方红梅后面，一前一后往花园火车站方向走。他们准备走火车站内的人行天桥过铁路，这条路回牌坊中学最近。

在站门前广场，王加根看到路边有卖老鼠药的地摊儿，记起家里的老鼠药用完了。无人居住的新房里少不了这东西，不然的话，搬进去的那些物品就会被老鼠糟蹋得不成样子。他停下脚步，叫方红梅在前面等他，然后支起自行车，蹲下身子挑选老鼠药。

老鼠药有用红颜色纸包着的，也有用绿颜色纸包着的，价钱一样，都是一角钱一包。卖药的老头说，绿纸包的是让老鼠吃的，红纸包的是让老鼠闻的。下药时，必须把两种药混合在一起，这样效果最好。

王加根于是一样买了四包。付过钱，就赶紧骑车去追方红梅。

花园火车站的人行天桥有点儿特别。这座天桥的正中央有一道铁栅栏隔开，把天桥分成两半儿。一半儿供上下车的旅客使用，另一半儿的两端直接连到火车站外面，供路人通行。

上天桥和下天桥全部是台阶，自行车通行不方便。上天桥时，王加根把自行车的后轮提起来，让前轮着地，一蹦一蹦地往上推；下天桥时，双手得死死地拉住车龙头，以防自行车下溜，时不时还要带一下手刹。过天桥没一会儿，就赶上了方红梅。

方红梅嘴巴子噘得老高，不过，还是坐到了自行车后架上。骑上水泥路面，王加根实在忍不住，就问方红梅今天为什么不高兴。

方红梅没有回答。

过了一会儿，她竟然抽搐着哭了起来，哽咽着问：“你说，今天是什么日子？”

加根怔了一下，回答：“今天九月十号，教师节。昨天九月九号，是毛主席忌日。你总不会把昨天的悲伤情绪带到今天来吧？”

“那农历呢？”方红梅进一步提醒。

农历？王加根真不知道农历是多少。

方红梅声泪俱下，哭得更伤心了：“今天农历七月二十六，是我生日。结婚才几个月，你连我的生日都不记得了。”

王加根恍然大悟。难怪老婆一整天闷闷不乐！难怪她中午执意要吃面条！生日吃长寿面，是长命（面）百岁的意思。

“该死！真是该死！”他轮起右手，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嘴巴。因为一只手握龙头，搞得自行车左右摇晃。

他赶紧向老婆道歉，又说了一大堆好话。谈恋爱时，方红梅的生日他记得清清楚楚，怎么刚结婚，就忘记了呢？未必，结婚真的是爱情的坟墓？长此以往，他们会不会变得和程彩清夫妇一样，动不动就吵架打骂？

进学校大门时，看见门卫老宁正在与邹金桥聊天。今天不上课，邹金桥怎么到学校来了？未必也是去程彩清家里抹牌赌博？王加根有点儿纳闷。他知道金桥不怎么喜欢抹牌，对赌博也没什么兴趣。休息时间不在家里好好呆着，到学校来干什么？

邹金桥家住邹肖村，在家里是独苗。父母只养了他这么一个儿子，自然把他当成心肝宝贝，也惯出了一些坏毛病。从小到大，他好吃懒做。在家里横草不拿，直草不拣。高中毕业后，回村当了民办教师，又娶了邻村一个女子做老婆。结婚最初两年，夫妻俩感情尚好。时间一长，就有了不和谐声音，邹金桥开始嫌弃他老婆。他一会儿说老婆不孝顺，不守妇道；一会儿说老婆不勤快，不会理家；一会儿说老婆不会打扮，土里土气的……事实上，他老婆很贤惠，长得也漂亮。

邹金桥当民办教师时，工资总是一个人拿着用，从来不交给家里。他老婆来了月经，没有钱买卫生纸，只有向公公婆婆伸手。邹金桥总是西装革履，打扮得油头粉面，还在衣服上喷香水。见到年轻女人就酸眉醋眼，认得的，不认得的，都厚颜无耻地与别人打招呼，点头哈腰，说些不堪入耳的骚情话。到牌坊中学来当代课教师，又不是班主任，却动不动就到女学生家里走访。深更半夜在外面鬼混，晚上十一二点钟才回家。学校里给他分了宿舍，他就一个人睡在学校里，夜不归宿。暑假期间正值农村“双抢”，又要割谷，又要插秧，家里人都在畈里忙，他却躲在学校睡大觉。

加根夫妻俩走时学校大门时，听到老宁与邹金桥正在聊老鼠。

“你说狠不狠哟！”老宁满脸通红地诉说，“我中午没吃完的饭菜放在桌子上，用罩子罩着。刚看完一场电影回来，饭菜就被老鼠糟蹋了，连罩子都被掀到地上。白天都敢出来偷吃，你说狠不狠哟！”

听到这儿，王加根就从口袋里抓出一把老鼠药，挑了一个红纸包和一个绿纸包，递给老宁：“我正好买了老鼠药，不晓得效果怎么样？你拿两包去试试。”

老宁连声致谢，接过老鼠药。

“红纸包的是吃的，绿纸包的是闻的。两种药要混在一起下，才有效果。”王加根现趸现卖，把刚学的秘诀传授给老宁。

邹金桥听到这儿，哈哈大笑起来，对王加根说：“你上当了！什么吃的呀闻的呀，这两种颜色纸包的药，只有一种是真的，另一种是假的。卖老鼠药都是这样真假搭配，一包真药卖两包的价钱。”

王加根如梦初醒，觉得邹金桥的话有道理。

真是无商不奸啊！连卖老鼠药的都这么狡猾。究竟哪一种是真药？哪一种是假药？又没办法分辨，只有把两种药混在一起下。

回到办公室东头的房间，王加根准备撬炉子做饭，拎起烧水壶，却发现蜂窝煤眼儿全是黑的，一点儿红光也没有。中午走得太急，他忘记了封炉子。他只好把炉子提到办公室门口，用铁撮箕装了些木柴、旧报纸和煤块，重新开始生炉子。

这时突然停电了。薄暮中的校园瞬间暗了下来，显得非常安静，死气沉沉。

方红梅饿得肚子叽里咕噜乱叫，望炉子兴叹，饥肠辘辘地帮忙。这段日子，她厌食、嗜睡、反胃、呕吐的毛病神奇地消失了。而且胃口大开，饭量明显增大，总想吃鸡鸭鱼肉之类的荤菜。见到别人吃什么新鲜玩意儿，就馋涎欲滴，恨不得跑过去抢。肚子饿得也快，一日三餐已经不能够满足要求。难怪骂某人嘴馋，就说“像害伢的”。

怀孕的女人都是这个样子吗？

方红梅点着蜡烛，借着昏暗的烛光切肉，削冬瓜皮，掰豇豆，剥大蒜。炒菜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时，敬武从外面回来了，但炉子仍然没有生着。炉膛里的木柴都成了灰烬，煤球却没有燃烧起来。

方加根面对不争气的炉子，气急败坏，但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把菜拿到食堂去炒吧！我实在太饿了。”方红梅提议。

王加根迟疑片刻，又别无选择，只得放弃重新生炉子的打算，和方红梅一起回到屋里，拿的拿盘子和碗，端的端切好的菜，前往学校食堂去借灶做饭。

可能是中午筹办“鸿门宴”太劳累，三个炊事员都没有去看电影。中餐和晚餐，他们吃的都是剩菜剩饭。

王加根和方红梅来到食堂时，看见聋子聂师傅一个人在烛光下洗碗。小朱和肖金平在隔壁下跳棋。

听过他们借灶炒菜的要求，聂师傅二话没说，赶紧把锅洗干净，把灶膛的火点燃，又拿出油和盐，叫他们随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