谳司则是法律审，由司法参军、检法官等官员组成，仅负责检索法律条文，提出量刑建议。

“鞫谳分司”制度为中国古代首次系统化的司法分权实践，早于欧洲近代司法分权改革（18世纪启蒙运动后的司法独立制度）约七百年。

此外，案件审结后，须由未参与审讯的官员核对供词，确认无冤后方可判决。若犯人翻供或喊冤，必须更换审判机构或官员重审，最多允许三次“移推”，这都是为了防止冤案错案的发生。

接着，由推官起草判决书，须详细注明事实认定与法律依据。其后，判官对拟判内容进行庭审核查，最终由权知定判签署判决。死刑案件需报刑部复核，最终由皇帝批准。

但是元朝时，蒙古统治者以宋代司法程序繁琐为由，改由行政长官统揽司法权，正式废除“鞫谳分司”制度。明清虽设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却未恢复宋代的审检分离机制 ，将司法权或集中于地方行政长官（如知府、知县兼理司法）。元朝时导致行政与司法职能合一，明清时期使司法沦为皇权附庸，相较宋代司法文明均明显倒退。

然而宋代司法亦存局限，法律条文庞杂繁密，官员多依赖胥吏检索法条，致使胥吏常借机操控判决。且“鞫谳分司”制度需大量司法资源支撑，财政压力使其难以在基层全面推行。尽管该制度设计精密，蕴含分权制衡防范司法腐败的思路，但受制于 “王在法上”的专制本质 —— 程序正义终究难敌皇权干预。典型示例就是宋高宗，以敕令绕过“鞫谳分司”程序，制造岳飞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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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绯袍官员轻叩惊堂木，朗声复述杨权知的命令。

吴悦深知，若就此认可判词、以原告身份撤案，官府便会终止调查，眼前四位官员自不会再有异议。可若她拒不接受，这堂上四人定会依循北宋制度。判官与推官均具备独立司法权，启动独立审查。她已然明白，这四人联袂前来就是在试探自己，这也是她为何挑这绯袍官员上职时敲起这登闻鼓。

她从不怀疑这些青年官员或许怀有仁义之心，欲做拯民于水火的好官。但作为身处宦途的官员，他们必然也渴望做出政绩，借此直达天听，以便日后积累政治资本，而她就是来给他们送这个政绩来的。

念及此，她再度跪下，重重磕了三个响头。一边磕一边想，这都是一千年前的老祖宗，多磕几下头算得什么？面子算什么，又不会死。

继而抬眼望向堂上四人，语气激昂道：“民女的外甥女与谢家尚未订立婚约，不过是长辈口头约定而已，并无文字契约。且按《宋刑统》，女方若婚前已知男方患病却未及时悔婚，其后再欲悔婚便会受限。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大事由父母宗族定夺，即便女方察觉男方隐情，也须遵家族安排，否则便被视作‘违礼’。但此案牵扯后宫秘辛，关乎皇嗣安危，我等岂敢认下谋逆之罪？此乃十恶不赦之首罪，民女等宁死不撤案，定要坚持上告！”

若依杨日严所断，将此案定性为商人狡诈使诈，朱家唯有忍气吞声认下这门亲事，就此息讼。但吴悦偏要将事情闹大。她深谙此中关键：唯有闹得沸沸扬扬，方能迫使官府因担忧此案确与皇嗣安危、国祚根基相关而不敢轻忽，不得不介入严查。

就如后世某位李姓商人一样，将所持港口都打包卖出，如果是因为亏损，那就是正常商业售卖。但是那李某人背后肯定牵扯政治图谋，那就断不能简单看做一个商业行为了，需要将这买卖根据《反外国制裁法》《反垄断法》和《国家安全法》依法审查。

待吴悦愤慨激昂陈词完毕，堂上四位官员皆不自觉松了口气，似是唯恐这两个小娘子被威慑后就此撤案。

吴悦见状暗自发笑，她还怕对方不敢接呢，到底是年轻官吏，既有行事的冲劲，亦有仕途进取之心，倒合了她的盘算。

端坐正堂的绯袍官员终于展颜，朗声道：“劳烦吴小娘子与朱小娘子这几日暂居开封府，可遣家中仆人前来照料。”

吴悦道过谢，当然不能回家。若是那朱叙强压着大姐，上门讨要孙女，以祖孙之情、母女之亲强迫撤案，只会横生枝节，更添事端。忙将自家住址告知，与堂上四名官员行过告辞礼后，便由一名衙役领着她与朱涴妤往开封府西院的临时证人所而去。

此处早有女使等候，这开封府设“女使”一职，多由官方认证的官媒充任，专司协助涉讼女性事务。若遇女性人身侵害案件，更会差遣稳婆前来查验伤情、验明身份。

待二女离去，王砺、吕瑞如等人皆振奋难抑，仿佛已见仕途曙光。若能借此案入了上峰与官家的眼，晋升之途便不再是空想。四人议定，须得暗中将诉状所列物证、人证细细核查，务必在案中崭露头角。当下便分工协作，各自遣人四下收集相关情资去了。

到了晚间，王婆与青枣二人果然带着刘耘娘等人收拾的被褥吃食前来，主仆四人均住进开封府西院。

许是涉讼女性本就不多，这临时住宿区显得颇为冷清。门口有衙役昼夜看守，否则吴悦倒想在府衙内四处走走。毕竟这可是原汁原味的宋代官署，放在后世，最早遗存的也只有建于元代的南阳府衙，不过现存建筑多为清代翻修，其中女囚牢里陈列的满清刑具，可是让小时候的她做了不少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