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1991年11月11日，杭州城一个飘着桂花香的清晨。父亲陈烬彼时正在城西仓库救火，母亲蓝蓉是被邻居背进医院的。后来听外婆说，我落地时哭得格外响亮，像把积攒了十个月的委屈全吼了出来。可父亲直到三天后才满身烟味地出现在病房，他小心翼翼地抱了我一下，胡茬扎得我直咧嘴，然后就被护士长催着去处理烧伤的胳膊。
母亲蓝蓉抱着我，眼神却有些飘忽。她是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老师，说话总是慢条斯理，唯独提到“陈涔”这个名字时，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涔，是雨水多的意思。”她后来常对着襁褓里的我说，“女孩子水命好，温柔，也坚韧。”可我知道，她心里藏着另一个没说出口的期望——这个孩子，要替她完成未竟的梦。
我家住在老城区的筒子楼里，两室一厅，狭小却整洁。父亲的消防服永远挂在玄关最显眼的位置，带着一股洗不掉的烟火味。母亲的书桌上堆满了教案和《小提琴教程》，后者的封面被翻得起了毛边。我半岁时，她就把我放在琴房的摇篮里，播放各种协奏曲。邻居说我从小就不怕吵，反而听到琴声会安静下来。母亲便说：“看，这孩子跟小提琴有缘。
一岁抓周，母亲在我面前摆了小提琴、书本、画笔和听诊器。我啪嗒啪嗒爬过去，一把抓住了画笔。母亲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她把画笔拿走，又把小提琴往我面前推了推。我哇地一声哭了，伸手去够被拿走的画笔。父亲难得在家，皱着眉说：“蓉，随孩子吧。”母亲却固执地摇头：“不行，涔涔以后要拉琴的。”
从那以后，“拉琴”成了我童年的关键词。三岁生日，别的小孩收到的是玩具，我收到的是一把迷你儿童小提琴。母亲扶着我的手，教我按弦。我的手指太小，按下去生疼，忍不住哭。母亲就用尺子轻轻敲我的手背：“涔涔不哭，学琴哪有不疼的。”她的声音很轻，眼神却像尺子一样硬。
父亲依旧很少在家。他的世界是火，是浓烟，是需要拯救的陌生人。偶尔回家，身上的烟味能呛得我咳嗽。他会笨拙地给我买糖果，看我练琴时坐在一旁沉默地抽烟。有一次，我趁母亲去厨房倒水，偷偷问他：“爸爸，我不想拉琴了行不行？”他掐灭烟头，粗糙的手摸了摸我的头，说：“听你妈妈的话。”然后就再也没了声音。
幼儿园时，老师说我不合群。别的小朋友在玩滑梯，我被母亲接走去琴房。周末的亲子活动，我永远缺席，因为要参加各种少儿音乐比赛。我拿过不少奖，奖状贴满了琴房的一面墙。母亲会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收进文件夹，逢人就拿出来看：“这是我们涔涔得的奖。”可我看着那些奖状，只觉得它们像一块块砖，砌成了困住我的墙。
我偷偷在琴谱的空白处画画，画歪歪扭扭的太阳，画没有屋顶的房子。母亲发现后，把我的彩笔全扔了，罚我多练一个小时音阶。“心思不用在正经地方！”她第一次对我大声嚷嚷，“陈涔，你记住，你的手是用来拉琴的，不是用来画那些没用的东西的！”
那天晚上，我躲在被子里哭。父亲难得早归，他坐在我床边，沉默了很久，才低声说：“爸爸知道你累。”我以为他会帮我说话，可他接着说：“但你妈妈是为你好。我们陈家没什么背景，你得有一技之长，以后才能有出息。”
“出息”这个词，像一根无形的线，从小就拴住了我。我不懂什么是出息，只知道母亲眼中的“出息”，就是站在舞台上拉琴，穿着漂亮的裙子，接受掌声。而我想要的“出息”，只是能在楼下的小花园里，和小伙伴们一起跳皮筋，直到天黑。
上了小学，母亲对我的要求更严格了。每天放学，我必须在半小时内到家，书包一放就进琴房。她会坐在旁边，拿着秒表计时，监督我练习。音阶、练习曲、协奏曲，一首接一首，像永无止境的轮回。我的手指上渐渐磨出了茧，冬天会开裂，流血。母亲就给我贴上创可贴，继续让我练。
“手腕！抬起来！”
“手指！用力按弦！”
“音准！又错了！重来！”
她的声音像针一样，扎进我的耳朵里。我常常拉着拉着就走神，看着窗外树枝上的麻雀，想着教室里同学讨论的动画片。母亲的尺子就会“啪”地敲在琴板上，吓我一跳。“想什么呢？！”她的眼神里满是失望，“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不用心的孩子！”
有一次，我实在太累了，拉错了一个很简单的音。母亲的尺子重重地打在我的手背上，留下一道红印。我疼得眼泪直掉，却不敢哭出声。她看着我手背的红印，手也抖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严厉的表情：“疼吗？疼就记住，以后别再错了。”
那天晚上，我看着手背上的红痕，第一次对母亲产生了怨恨。我躲在被子里，用铅笔在日记本上写：“妈妈是坏人，她不爱我，她只爱小提琴。”写完又害怕，赶紧把那页纸撕下来，揉成一团塞进床底。
父亲依旧是缺席的。他偶尔会在深夜回来，带着一身寒气和疲惫。我听到他和母亲在客厅说话，声音压得很低。有一次，我偷偷趴在门上听，听到父亲说：“蓉，是不是对涔涔太严了？她还只是个孩子。”母亲的声音拔高了些：“不严怎么行？你看她那成绩，中等！如果再不把琴练好，以后怎么办？我当年就是因为家里没钱，才没能学琴，我不能让涔涔也走我的老路！”
原来，母亲的期望里，藏着她自己的遗憾。可我不是她的复制品，我是陈涔，一个只想在阳光下奔跑的小女孩。
我的成绩确实中等。不是我不聪明，而是大部分精力都耗在了练琴上。上课时，我常常打瞌睡，被老师点名批评。母亲知道后，更是变本加厉，取消了我所有的休息时间，连周末也要去上乐理课。她会把我的成绩单贴在琴房的墙上，旁边是我的获奖证书。“你看看，”她指着成绩单说，“学习不行，琴再拉不好，你就真的一无是处了！”
我开始变得沉默寡言。在学校里，我没有什么朋友。同学们觉得我奇怪，总是独来独往，身上带着一股琴松香和墨水混合的味道。有一次，班里组织春游，我想去，跟母亲说了很久。她终于同意了，但前提是我必须在回来后补上两小时的琴。春游那天，我玩得并不开心，心里一直惦记着回家要练琴。同伴们在草地上放风筝，我却坐在树下，拿出谱子偷偷看。
孤独像藤蔓一样，缠绕着我。我常常一个人在阳台上发呆，看着楼下来来往往的人。我羡慕那些牵着父母手的孩子，羡慕他们脸上无忧无虑的笑容。而我，每天面对的只有冰冷的琴弦和母亲严厉的目光。
我开始反抗。不是大声争吵，而是用沉默和消极怠工来抵抗。练琴时，我故意拉错音，速度忽快忽慢。母亲骂我，我就低着头不说话。她打我，我就咬着牙不掉眼泪。有一次，她气得把琴谱摔在地上：“陈涔！你是不是觉得翅膀硬了？！”我看着地上的琴谱，第一次抬起头，直视着她的眼睛：“我就是不想拉了。”
母亲愣住了，随即脸色变得铁青。她扬手想打我，却被突然回家的父亲拦住了。“够了！”父亲的声音带着疲惫和怒火，“整天就知道逼孩子！”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对母亲发火。母亲看着父亲，又看看我，突然捂着脸哭了：“我这都是为了谁啊……”
那天晚上，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父亲坐在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母亲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躲在琴房，看着那把陪伴我多年的小提琴，第一次觉得它如此陌生和可憎。
上了初中，我长得很快，个子窜到了一米六，瘦得像根豆芽菜。皮肤很白，是那种常年不见阳光的苍白。我的眉眼渐渐长开了，带着一种疏离的清秀。母亲说这是“艺术家的气质”，逼着我留了长头发，每天给我梳成规规矩矩的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