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手表是他考上师范学校时母亲送给他的，据说是花五十五元钱买的。因为这只表，他在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一分钱的助学金也没有拿到。后来，因为手表老是出故障，维修又花了好几块钱。

这块手表无疑是他迄今为止最贵重的私人物品。没想到，来武汉的第一天，就搞丢了。

“我为什么要来武汉？”他懊恼地自己问自己，“为什么突然想到去游泳？上岸之后为什么没想到把手表戴在手腕上？或许，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你不是对白素珍恨之入骨么？凭什么用她赠送的东西？有骨气的话，你早就应该把手表还回去。”

回到湖北大学，王加根站在大门口犹豫了好半天。

按说，他应该直接去找老婆，但他又怕去附属小学，受不了女学员们如看稀奇古怪一般地盯着他，更害怕别人评头品足。一个大男人，老是在女学员的专属区域进进出出，的确是一件让人难堪的事情。

还是去男生宿舍吧！先把晚上睡觉的地方定下来，再到学生食堂看看能不能买到饭。这个钟点，估计已经过了开饭时间。

傍晚的男生宿舍热闹非凡。

函授学员们有的在洗碗，有的在洗衣服，有的在刷牙，有的半裸着身子在擦澡。不过，更多的人在休闲娱乐，享受紧张学习之余难得的空闲。打扑克，下围棋，走象棋，吹口琴，拉胡琴，或者扯起五音不全的嗓子唱歌，鬼哭狼嚎一般。喊的喊，叫的叫，吵的吵，闹的闹，整栋宿舍楼如同嘈杂热闹的农贸市场。

这里的学生宿舍与孝天师范的格局差不多。沿墙摆放着双层高低床，中间留出过道走路。唯一不同的是，每个宿舍里多出了一个洗手间。王加根走进宿舍时，宋双清正站在洗手间里撒尿，哗哗啦啦的声音很响，连厕所门都没有关。徐磊坐在下铺，弯腰在塑料盆里洗脚。涂勇可能刚洗完，卷起裤管坐在床上，专心致志地修剪脚趾甲。

王加根挨着徐磊坐下，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借宿要求。

“没问题！在我床上挤一挤就行了。”徐磊非常爽快，又问，“你吃晚饭了吗？”

“还没呢。不晓得食堂还有没有饭菜。”

“应该有。食堂关门比较晚，你拿我的碗去打饭吧！”

加根也不客气，从床头拿起徐磊的碗筷，进卫生间洗了洗，走出了男生宿舍。前往学生食堂的路上，他与老婆正好相遇。

方红梅穿着白衬衣，蓝底起红花的百褶裙，配上丝光袜和白凉鞋，亭亭玉立，光彩夺目。她说下课后在宿舍里等了好半天，也不见王加根回，就一个人去学生食堂。饭菜买好后，一边吃一边等他。

“我刚吃完，正准备回宿舍，看来又得向后转了。”她扬了扬手里的碗筷，看见加根拿着餐具，奇怪地问，“你从哪儿弄的碗筷？”

“徐磊的。”王加根回答。

“脏不脏啊！怎么能够用别人的碗筷呢？快还回去！”方红梅毋庸置疑地发命令。

王加根有点儿为难。

“还是带着吧！不用他的，用你的就是了。吃完之后再还给徐磊，免得让别人尴尬。”

听加根这么讲，红梅也觉得有道理，没再说什么。

两人相拥着，卿卿我我地前往学生食堂。

饭菜买好后，王加根拉开架式，狼吞虎咽。

方红梅发现什么不对劲，突然问：“你的手表呢？”

王加根拿筷子的手停在半空，然后轻轻地放下来。这事怎么瞒得过去呢？他的两只手臂上光着呢！没办法，他只有把今天的悲惨遭遇陈述了一遍。

听说手表丢了，方红梅满脸惊诧，难免有些愠怒，表面上还是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安慰道：“丢了就丢了。或许，你命中注定不该有这块手表。等以后有钱了，再去给你买一块上海生产的。”

王加根眼圈一热，泪水差点儿流出来，一声不响地继续吃饭。

方红梅赶紧转移话题，说起了王加根光顾女生宿舍后，在这个“女儿国”里掀起的波澜。

看到方红梅找了个小朋友当丈夫，大家都认为不好。女大男小，想在丈夫面前撒娇都不可能。又矮，难以找到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感觉。听说王加根也是中师毕业，没搞函授，没读电大，又没进修，而是在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大家惊讶得直伸舌头。

“自学考试多难啊！说不定一生也拿不到大学文凭。还是应该选择学制相对比较固定的方式奔文凭，最好能弄个脱产进修指标。”

……

王加根边吃边听，一直没有发表意见。闷头闷脑地吃完饭，就放下筷子，沮丧地说：“我不想在这儿呆了，想回家。”

方红梅没吭声。

“小说编辑没见着，手表又丢了，在这儿玩得一点儿也不开心。晚上又不能和你一起睡觉，难受死了。”加根噘起嘴巴子，委屈地唠叨。

“小说编辑不在，你再去一次呀！你明天去买一本稿纸，在男生宿舍里把手稿抄下来，再去一趟编辑部。手表丢了就不要再去想它了，想又想不回来，反而搞得自己不快活。”

“但是我想那个……这么长时间没在一起，心里像鸡子抓。”

方红梅的脸上突然如同泼了血一般。其实，她的想法与王加根差不多，只是不好意思这么直白地表达出来。

“没出息！”她含情脉脉地嗔了加根一眼，停顿片刻，又说，“要不这样吧！今天你跑了一天，也累了，晚上好好睡一觉。明天你到附近景点转转，下午早点儿回来，晚上我们一起回花园。后天早上，我再坐火车来武汉。”

求之不得！加根一下子来了精神，丢手表的烦恼抛到了九霄云外。

“对了，待会儿你跟我去一趟附小。我给你买了一条牛仔裤和一件T恤。你明天就穿那套衣服出去玩儿。”方红梅提醒道。

听到这儿，王加根心里又是一热，马上站起身，拥着老婆走出了食堂。

路上，方红梅劝王加根还是想办法，争取脱产进修。

加根心里很清楚，红梅是听进了女学员们灌的迷魂汤，担心加根落在别人的后面，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但是，脱产进修必须有指标呀！花园教育组的领导怎么会把这样的好事给他呢？

“要不我们去找找王莉？”方红梅似乎看出了加根的心思，提议道，“她爸是教师进修学院的教授，说不定能弄到指标。”

“这不是说笑话么？”王加根马上驳斥，“要是王莉她爸能够弄到脱产进修的指标，他何必让自己的女儿去考函授？地区教院的一个教授，没那么大能耐。”

方红梅不好说什么了。不过，她还是想找找王莉探听一下。

到了男生宿舍门口，快分手的时候，两人的脚步又迈不动了，不约而同地站在路边。

方红梅说：“你先去还碗筷，再出来，我们一起转转。”

王加根当然明白老婆的意思，一路小跑进了男生宿舍，又跳着蹦着出来。夫妻俩手挽着手，在校园里面轧马路。

虽说放假了，校园里还是有不少学生。有的在打球，有的在读书，有的在闲逛，还有的在僻静的树林里谈情说爱。

他们沿林荫道走到操场上，在绿茵茵的草坪上坐下来。

天已经完全暗下来了。

两人不再说话。彼此能够听见对方的呼吸，感觉到对方的心跳。如同两块磁铁，他们越靠越近，终于挨在了一起。拥抱，亲吻，抚摸，忘情地呻吟和呢喃。显然，这样的肌肤之亲还不能让他们解恨。可操场上又没有屏障遮挡，总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扒掉身上的衣服吧？

王加根后悔没有随身带着《结婚证》。如果有那张纸，他们就可以去外面开房，了却这段日子的相思债。

方红梅与他的感受一样，满含热泪，喘着粗气，一幅要死要活的样子。

“去操场的花坛那边吧！”她轻言细语地提议。

王加根当然明白这话的意思，马上站起身，拉起老婆。

两人相拥着，径直走向操场角落的花坛，躲到一棵大树后面。避开人们的视线，两人又抱在了一起。

王加根急不可耐地掀起老婆的裙子，扒下她的内裤……

这是他们第一次站着过夫妻生活。

小别胜新婚。让他们欣喜的是，这次别具一格的亲热，竟然相当圆满，比在家里的床上还要成功。

生理问题得到解决，就放弃了第二天回花园的计划。

王加根继续留在武汉。

尔后几天，他还是走不出手表丢失的阴影，没有游山玩水的兴致。打发时间，除了在校园里闲逛，就是在男生宿舍睡觉，或者借用徐磊的学生证，去图书馆看书。

置身于大学校园，和函授学员们挤住在一起，向来心气比较高的他不再自命不凡，而且莫名其妙地自惭形秽。

晚上，听着别人高谈阔论，他不敢插言，更不敢抗议。半夜上厕所，他总是蹑手蹑脚，小心翼翼，生怕弄出声响。毕竟，他寄人篱下，住在这儿名不正言不顺，害怕影响或妨碍别人，惹得别人不高兴。

去女生宿舍，不管老婆在不在，他都觉得别扭。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感觉手脚不是长在自己身上，完全不听使唤。得知女函授学员把他们寒酸的婚礼当成笑料谈论，他羞愧难当。看到老婆吃穿用都不如别人，他黯然神伤，心里万分难过，骂自己枉为男人。

一个人呆在家里时，王加根曾狂妄地幻想，通过努力出人头地。他甚至像罗曼·罗兰小说中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一样，看不起好多学者和名人。现在出来走一走，才发现自己是井底之蛙，妄自尊大。

全国那么多高等院校，每年该有多少毕业生啊！再加上函授、电大、夜大、脱产进修、网络教育和自学考试，每年的毕业生源源不断。若干年后，还有中专生的立足之地么？饭碗都难得保住，还谈什么出人头地！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百舸争流，不进则退。别说学者和名人，照眼下的发展态势，方红梅就有可能把他甩得很远！举国上下以文凭论英雄，不去奔文凭，就必定会落后呀！

他这时才意识到，通过写作改变现状的想法太幼稚，不切实际。没有扎实的文学理论知识作基础，没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生活积累，仅凭一腔热血闭门造车，不可能写出像样儿的文章。就算侥幸发表几篇作品，抑或在如火如荼的文学界混得小有名气，又能怎么样呢？《长江文学》杂志编辑部还不就是那个样子！

日月如梭，白驹过隙。时间不等人啊！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时不我待的危机感。再这么糊里糊涂地虚度光阴，几年之后，就会落在众人后面，连老婆都会看不起你！先不谈成名成家，当务之急是要站稳脚跟，保住位子。在单位保住教师的位子，在家里保住丈夫的位子。既然已经放弃了函授学习，又没有脱产进修的机会，那就死心塌地参加自学考试，把奔文凭当成头等大事。复习备考，同样能够丰富文学知识，提高写作水平。

“对！要把握好轻重缓急。”他这样告诫自己。